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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帕维亚暴动可能产生重大的后果。强力的镇压措施，焚烧比纳斯科，洗劫帕维亚几所民房，在全伦巴迪亚抓来四百名人质并送往法国，拿破仑委任主教和僧侣担任安抚者所起的良好作用——所有这一切郁值得赞扬和值得仿效。因为从那个时候起，这个美丽国家的安宁就再未受过破坏。
拿破仑把警察职权交给城市和农村的警卫队及当地出生的官员之后，就在这个国家里建立了秩序，节省了自己的兵力，获得了辅助队伍。
6．博尔格托战役是1796年5月30日进行的，维尔姆泽的进攻是8月1日开始的。法军在这六十天中间渡过了波河，占据了斐拉拉和波伦亚的教使区、乌尔比诺要塞、斐拉拉城堡及里窝那，并解除了这些地区的武装。法军在维尔姆泽能开始行动以前就回到了阿迪杰河。这就是说，法军对时间利用得很好。军队的力量就象力学中运动的数量一样，等于人数乘速度。这次进军不仅没有削弱部队，反而从物质上及士气上加强了它，并且加倍增多了获得胜利的办法。
7．如果拿破仑执行政府的命令：带二万人向罗马及那不勒斯进军，另留下一部分军队由克勒曼指挥，驻防曼图亚附近；那么，意大利固然会丧失，而军队也会大受损失。毫无疑问，他这样作虽说只是执行最高权力机关的命令，但他本人也会有罪。
总司令不能借口大臣或国王的命令来掩饰自己的罪过，因为大臣或国王都远离战场，他们很少知道或完全不知道当时的战争局势。1）任何一个总司令，如果明明知道计划不好，而且有致命的危险，却仍然着手执行这个计划，那么，这个总司令就是罪犯。他应当向上级报告，要求修改计划，最后宁可辞职不干，也不能成为毁灭自己部队的祸首。2）任何一个总司令，如果确信战争不能致胜，而仍旧遵照上级命令作战，那这个总司令也是罪犯。3）总司令在军职等级中是首要的长官。他的作战活动应当考虑大臣和国王所下的命令的精神及意旨，但是这些命令绝不是作战命令，并且不能要求他绝对地死板地服从。4）即使是作战命令，它也只是在下面这种场合才要求绝对服从。这就是说，下令的人是亲临战场的老首长，熟悉战争局势，能听取反面意见，并能向必须执行命令的人作解释。
海军上将土尔维耳率领四十条军舰进攻八十条英国军舰，结果法国舰队全军覆灭。路易十四的命令不能给他开脱罪过。国王的命令不是要求绝对服从的作战命令，它只是一般的指令。执行这种指令有个保留条件，就是胜利的可能性同失败的可能性至少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打了败仗，海军上将就可以借国王的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是事先既已知道失败就在眼前，却仍然死板地遵守命令，这只能说明执行者不懂得命令的精神实质。如果海军上将把命令摆在路易十四面前，对他说：“陛下，如果我去进攻英国人，那么您的舰队会全部毁灭；因此我已把舰队开进某某军港里了。”这样，国王就只有感谢他，而国王的命令实际上也就执行了。
人们常常为奥尔良公爵于1706年在都灵前面的行动辩护①。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完全无罪。奥尔良亲王既然是后来的摄政王，为人又很和气，作家自然对他有好的印象。同时，死在战场上的马尔慎又不能起来为自己辩护。但是，众所周知，他在死的时候，曾反对过留在前线的决议。那么，谁是驻意大利法军的总司令呢？是奥尔良公爵。而马尔慎、费耳亚德和阿耳别尔哥蒂都是他的部下。听取或不听取军事会议的意见完全取决于他。他担任会议主席，同意或不同意军事会议的决定也取决于他。别人不能妨碍他发号施令。谁也不能不服从他。1）如果他命令法军全线进攻，2）如果他命令左翼渡过多腊河去加强右翼，3）如果他确实命令阿耳别尔哥蒂渡过波河，只是将军们借口不应服从他而拒绝执行他的命令；那么，一切就好办了，而公爵也就无罪了。但是有人指出：阿耳别尔哥蒂奉到分兵去波河右岸的命令，并没有去执行。他表示反对这个命令。这是常有的事，这不是不服从的行为。如果公爵发出明确的命令，如果他飞奔到兵营里，动员士兵并发出“纵队向左转！”的口令，那么，士兵肯定会服从。4）军队大败以后，应当退到阿斯提，以掩护伦巴迪亚，并和这一天在卡斯奇里恩附近打了胜仗的美达维的部队会师。总司令（亲王）改变了决定，退往皮涅罗耳，因为他认为去伦巴迪亚的道路已被截断。当时有一个传说，说奥尔良公爵只是名义上的总司令，而马尔慎则拥有国王给予的指挥军队权利的密令；如果这个传说是可信的，那么，这位三十二岁的奥尔良公爵还同意充任这样一个角色，就说明他的行为对他本人（贵族）来说是不体面的，应该受到鄙视的，并且是最可耻的。如果法军成了胜利者，那么，谁应该享受这个荣誉呢？马尔慎伯爵带了国王的一封给公爵的信，信里劝告这位年青的亲王多听从马尔慎的意见。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所有将军、军官和士兵都承认奥尔良公爵为总司令。从来没有哪个人拒绝服从他，甚至连稍微不服从的人也没有。所以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得负责。
①这儿说的是1701至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都灵战役〔1706年9月）。法军在这个战役中大败。从这个战役以后，法国几乎完全丧失了意大利。——译者
儒尔当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政府曾暗示他，要他在什托卡赫①进行战役。他企图这样来开脱自己对那次战役的悲惨结局应负的责任，可是，谁也不能同意他这种辩解，即使象我们所证实的，他是奉了正式而明确的命令。因为当他决定作战的时候，他是认为有胜利的把握的，可是结果他错了。
①1799年儒尔当率领多瑙河方面军通过巴伐利亚向维也纳进军，3月21日在什托卡赫被查理大公的部队战败。——译者
但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即一位大臣或一位国王把自己的意图对总司令说得很明确，不准在执行他的意图时附有任何保留条件。他对总司令说：“你们投入战斗。尽管根据敌军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他们所占据的阵地来判断，你们会被击败，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我的意志。”那么对于这种命令应不应当绝对执行呢？当然不能。如果总司令认为这个奇怪的命令有好处，同时，认为它有道德上的价值，那他就应当执行这个命令；如果他不赞成这个命令，那他就应当拒绝执行它。
然而这种事情在战争中是常有的。一个营为了挽救全军，需要在困难的情况下坚守原来的阵地。不过，这个营长所奉行的是当时处在现场的一位首长的命令。这位首长可以答复一切不同意见，如果这些不同意见是合理的话。既然这个作战命令是当时在场的首长发出的，那么，对于这个命令就应当坚决服从。而如果大臣或国王也待在军队里呢？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他们担任指挥职务，他们自己就变成总司令了，而原来的总司令就不再是总司令，而变成他们属下的师长了。
但是，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总司令不应该服从命令他作战的大臣。相反，在他认为成功和失败的机会各半、可以服从和可以不服从的时候，他就应当在任何时候都服从他的命令。因为我们所说的只是在毫无成功希望的情况下才不服从他。
三
评论三。
1．维尔姆泽将军在8月初制定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因为他的三个军团（一个军团由他亲自指挥，另一个由克瓦日达诺维奇指挥，第三个由达维多维奇指挥）被两条大河（阿迪杰河和明乔河）、几座山岭和加尔达湖隔开了。
维尔姆泽应当让全军穿过加尔达湖和阿迪杰尔之间的地区，进占里沃利高地，并在因卡纳列同他的炮兵会师。这样一来，这七、八万大军（右翼衔接加尔达湖、左翼连接阿迪杰河，正面宽三法里）就会使法军感到恐惧，因为法军仅有三万人，不能和他们相对抗。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