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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事件暴露了“资金黑洞”
主持人：早在2000年，您就指出了德隆的问题，提醒投资者对德隆操作资金的手法予以必要的警惕。在后来德隆还没有出现严重问题的几年中，许多人对您的观点产生了质疑。时至今日，德隆资金链的最终断裂成为您当初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明。在您看来，德隆事件除了验证您当初的预言之外，还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教训？
郎咸平：德隆事件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但同时也是对某些错误做法的有力证明和批判。德隆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企图迅速地、不切实际地把规模做大，涉足金融业，搞所谓的产融结合。一个做实业的公司插手金融业，乱投资，其结果必定是失败。
德隆事件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第一，股民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应该选择那些有实质性产业的公司。靠玩资金游戏做大的公司必定靠不住。现在看来，产融结合这种模式已经到了应该好好检讨的时候了。第二，泡沫迟早有破灭的一天，虚假的繁荣等到被还原时损失必然惨重。第三，中国的企业家要学会放弃机会。德隆当初的乱投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看到好的项目就“爱不释手”，太喜欢把握“机遇”，往往会失去真正的机遇。第四，“资金黑洞”现象严重。德隆问题只是暴露了“资金黑洞”的表面现象，更深层的问题还非常之多。在我国股市中，类似大股东侵占资金、互相担保等关联交易问题非常严重，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必将成为下一场资本市场风波的祸首。
做强之后再做大才是应提倡的
主持人：郎教授，您向来对我国的民营企业特别关注，我们注意到您对民企发出的声音中批评和质问占了主流。从德隆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您的这种批评有时虽然尖锐，但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您对我国目前不少企业家做大做强的经营方法予以了否定，那您认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正确的经营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郎咸平：做大做强是我向来最反对的经营思路，但却往往是我们的不少企业家最热衷的。中国不少企业家总是希望能够“一夜变大”，企业经营取得了一定成绩就迫不及待地扩张规模，甚至提出几年之内成为某某行业巨人的口号，雄心勃勃地与国外著名大公司看齐。世界上一些知名的大公司是成功地做到了大规模与高素质的结合，比如通用，但我们要知道，它是花了150多年的时间才一步步壮大起来的。很多事实证明，在现阶段，一些中国企业“做大做强”之后，虽然从表面上看资产是增加了，但成本很可能失控，最终造成企业资产质量和股价的不断下跌。成本是最能反映经营能力、最能暴露问题的，无论采取什么经营策略，只要成本一上升，就说明有问题。
我曾举过青岛啤酒的例子，青啤曾经一度在做大做强的思维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收购，规模铺得太大，反而带来了成本的上升，结果造成的是股价和盈利的不断下跌。而新的管理层上任后，把“精益求精”作为核心的经营策略，由最简单的减低成本开始做起，建立了很好的咨询系统和物流系统，使仓储、运输的成本大幅降低。企业效益也明显提高。这就是我所提倡的企业家的经营思维：“精益求精，控制成本”，做强之后再做大，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
国企并不是经营能力差的代名词
主持人：您对民营企业做过许多调查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就您的观点来看，是不是国企只要解决好委托代理机制，找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可以不用改变产权性质，照样做得很好、很有效？您认为，国企和民企到底谁的经营效率更强一些呢？
郎咸平：企业产权的改变，并不能根本解决国有企业经营亏损等问题。其实，国有企业之所以会给人经营效率低下、运作不灵活等印象，主要是它本身的体制所决定的。国企在进行生产经营的同时，需要负担沉重的社会责任，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民营企业则不需要。如果让民企也多开几家幼儿园，成立公费食堂和医院，想必与国有企业比起来也就没有什么经营优势可言了。内地不少民营企业家的经营水平不见得比国企高明多少，因此，指望通过国企的民营化就能扭亏为盈是没有实质性保证的。
实际上，好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能力毫不逊色于民营企业。我们曾经做过研究，去年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等各项指标都不相上下，甚至国有企业还更好一些。我认为，近几年所推动的国营企业改革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有了极大的改进。以我和香港中文大学苏伟文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见图一），内地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资产回报率（4。1％）和香港的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4。3％）相比，几乎毫不逊色，差距并不大。但是国有企业每单位资产所能创造出的市值（1。13）却远远高于私营企业（0。965），其差距高达17％。另外，国营企业每单位资产所能创造出的市值虽然和大众持股公司的（1。14）类似，但是国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4。3％）却远远好于大众持股公司的0。5％。这个数据清楚地说明了国有企业虽然绩效低于私营企业，但经过改制与重组，国营企业依然能创造出高于私营和大众持股企业的绩效。这个简单的数据说明了国有产权民营化并没有其合理性，国有企业仍然可以透过国企改革而改善经营绩效。
当然，我不能否认来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都是较好的企业，而且例如中海油等国企属于自然资源垄断的企业，其盈利自然较高。但这并没有改变经过改革后的国有企业绩效提高的事实，而且我一向主张基础建设和自然资源垄断的行业就应该国有化，否则由民营企业控制这些行业，将来必呈现大型企业控制国家政策的现实情况，例如菲律宾、印尼等亚洲国家。
我并不否定，推进民营经济的方针是正确的，民营企业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适合民营企业。有些企业应该民营化，因为国有企业做不好这些行业，比如矿泉水、办公用品、家具等，而对于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像石油、煤炭、钢铁等则必须让国企来做，也只有国企才做得好。其实，现在国外的很多企业都认为，在中国真正的竞争对手是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所以，国有企业并不是经营能力差的“代名词”。
主持人：目前一些公司信息披露中的造假行为越来越隐蔽，甚至一些专家都很难发现问题所在。作为一个善于发现问题、揭露问题的金融专家，能不能就解读公司报表时如何一针见血地抓住要害、发现问题和风险给投资者提供一些建议？
郎咸平：关于公司财务分析是个比较专业的话题，普通投资者可能很难发现问题。我以TCL为例作说明。1997年4月，惠州市人民政府批准TCL集团进行经营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并与李东生签署了为期5年的放权经营协议。按照协议规定，TCL到1996年的3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不得低于10％；如果多增长10％至25％，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15％；多增长25％至40％，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30％；多增长40％以上，管理层可获得其中的45％；超出部分奖励给经营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根据这个协议，我要提出几个疑点。净资产回报率是管理团队能否取得股权的唯一界定准则，只要超过10％的部分管理层就能按比例提成。因此，中小股民如何能确定TCL所公布的净资产回报率是可信的呢？有没有可能有虚假的成分在其中呢？
我从TCL的网站上得到这样的数据。我们利用电子行业排名来观察TCL的经营绩效，而参与排名的公司有41家（见表一）。我们来看2003年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名列前茅，这合乎了以高净资产收益率图利的管理层大前提。但除此之外，其他的指标却是矛盾重重。
那么我就要提出以下几个疑点，希望TCL能给股民一个交待。
1。如此低的毛利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排名在25），如何能创造出如此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呢（排名在3），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TCL有着极低的成本费用。因此，与行业相比，同样的成本费用应该创造出较高的净所得才对，但是TCL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净所得除以成本费用）却排名在26名，因此不合理，我希望TCL能解答我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