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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问题我告诉各位，改不了的。我上次在建行做掩盖，我说你们在做股改是多此一举，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银行本身他是一个系统工程。举例来说，你把花钱放在15亿的中国人身上也是一个坏帐，因为国有企业不还钱你能怎么样呢？中国银行到纽约银行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纽约人的素质好，大家都想还钱，不还钱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刁民又多，又没有健全的法制，想要做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明确理解银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想通过银行做改革那是不可能的。要把整个银行体系的素质弄上去，法制完善以后银行自然会好。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到现在那么积极地收购中国银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我们的银行那么可笑卖给外国人算了。你认为外国人那么笨吗？金融是他们发明的，我的金融博士就是在美国念的。他非常理解银行的好坏是靠经济数值和法制建设，我们今天的经济数字比昨天要好，我们的法制也在推动，十年以后会更好，现在进入中国是最佳时机，因为现在价格是最低的，今后各方面完善了，他们赚钱。他们赚钱了以后我们老爱性会很高兴地说“卖给外国人就是好”，傻，都是靠你把它搞起来的。现在把他们卖掉，十年以后会出现大发展的对象。
我开一个玩笑挖苦挖苦各位，150年之后，你的子孙怎么谈我们这一代的，他说“150年前在深圳那批老祖宗水平是不行，还不如300年前的清朝老祖宗，他们是努力打了败仗才赔外国，150年前的老祖宗别提了，还高高兴兴地把白银送出去”。这是我们银行改革的问题。
提问：我是一名经济学博士。我提的问题是我研究世界五百强，他们有一个词是“专业化”非常强，中国的五百强国有、垄断特别多，民营的五百强一半以上都是做房地产或者是做房地产控股的，他们这种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要想将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和全球的特定环境下怎样发展？
郎咸平：这么大的问题啊。世界五百强本身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梦想，梦想到病态的心理，每个企业做到一定的时期都想做进五百强，比如说德隆、联想，这有一个思维的问题，你想前进一名都很艰难，因为别人太厉害了。我举一个例子，三星一年之内进上六十名，凭什么？就凭你一厢情愿，凭到处收购兼并吗？做不到的。三星成功的安理会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有很大的反思，你自己本身管理策略跟你的思维我们必须要理解，并不是你的资产的合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很难进步，三星的成功有几个原因，这些成功来给三星是一个不得了的长进。前进了六十名。最近对于所谓的韩国现象大家都很关注，韩国人当初在八零年代末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们谈很多的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常常拿韩国企业做对比，一讲到韩国企业全堂哄堂大笑，我也跟者笑，15年以后你还敢笑吗？最近日本希望收购三洋，三星说收购三洋我们不感兴趣，收购SONY我们比较感兴趣。
现在还在搞房地产，还在搞金融控股，人家已经走到了可以收购SONY的地步了，我们还在落后十年二十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时间：2005…09…30 10：42 来源：2005深圳房交会网站
發表於 2006/12/09 09：43 PM
2006/12/09
郎咸平：改革不能让一些人更穷
“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我们在进行国企改革，我们也同时进行银行改革，那么，当国有企业国退民进，当银行充斥着外资和民资，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落实？而国家的货币政策又将如何推行呢？”
“改革，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其他的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原则。”2006年在沈阳某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如是说。
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进程
郎咸平表示，上述观点并非由他首倡，首先是在26年前，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在社会主义氛围下，人们共同认可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因为先富要带动后富，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郎咸平进一步指出，值得关注的是，在《微观经济学》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也就是说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公平。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冲击‘原始资本主义’，从而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进程。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中国借尸还魂，因为现在的现实是，很多地方，很多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可以无所不为。”郎咸平说：“总有人批评我是反改革的，我说你们错了，我从来不反对改革。但是我反对学术界以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的错误改革思维。我强烈呼吁，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改革的进程，而其原则就是回归邓小平、马克思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我们当然允许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严刑峻法的必要性
“回过头来看我们26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我看来，一些关键的领域体制改革却存在着致命隐患，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多领域形成尖锐矛盾。”郎咸平指出， 医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看不起病，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人们上不起学。“股改我不想多说，但是我始终认为，股改的目的如果仅仅是全流通，而不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不是为了上好的上市公司给投资者创造更高的价值，那么，股改追求的结果已经错的，怎么改还很重要吗？”郎咸平对记者说。
进入2006年，各地国退民进步伐加快，例如辽宁省将有千余家企业进行改制，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表示，今年将加快国有企业重组进程。对此，郎教授的观点如何呢？“不客气地讲，我们现在很多改革，都是在引进一些西方肤浅的简单的概念，然后加上自己的幻想，去推动中国的改革，这是很危险的，在国企改革领域也不例外。”郎咸平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和邓小平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要起点公平，要让一些人富裕，但是其他的人不能更贫穷。但是对于这样的思维，我们没有引进，没有坚持。那么放到国企改革中，就是把效率、市场化等概念引进了，但是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我们并没有引进，尤其是，我们并没有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约束体系就进行国有企业的改制，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利益，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严刑峻法究竟有多重要？郎咸平表示，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 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了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作为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而政府则要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还必须确保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通过公司的真实信息，社会大众可以了解这个职业经理人的水准。所以在美国，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