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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同契》对《周易》的运用，彭晓曾作这样的概括：‘（魏）公撰《参同契》者，谓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故托易象而论之，莫不假借君臣，以彰内外；叙其离坎，直指铅汞；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系以始终；合以夫妇，拘其交媾；譬诸男女，显以滋生；析以阴阳，导之反复；
示之晦朔，通以降腾；配以卦爻，形于变化；随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诸刻漏。故以乾坤为鼎器，以阴阳为堤防，以水火为化机，以五行为辅助，以真铅为药祖，以玄精为丹基，以离坎为夫妻，以天地为父母，互施八卦，驱役四时，分三百八十四爻，循行火候；运五星二十八宿，环列鼎中。乃得水虎潜形，寄庚辛而西转；火龙伏体，逐甲乙以东旋。《易》曰：‘至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公因取象焉。‘②说明魏伯阳将炼丹的鼎器，方位，药物，火候，时辰，变化等，都用《周易》卦爻词义来表述。朱熹则认为：‘按魏书首言乾坤坎离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见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纳甲六卦，以见一月用功之进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纳甲六卦而两之，盖内以详理月节，而外以兼通岁功，其所取于《易》以为说者，如是而已。‘③这是说，《参同契》用《易》卦，除象征鼎器（乾、坤）药物（坎、离）的四卦以外，其余六十卦和纳甲六卦以及十二辟卦，系用在表明炼丹用功、进退及其时间之掌握上。彭晓和朱熹从不同角度指明了《参同契》用说明天地造化的《易》理，解释炼丹、内养的情状。
《参同契》既谈外丹炉火，又讲内养修炼。它认为，只有服食金丹、内养精气和配以服食，才能达到‘变形而仙‘、长生久视的目的；同时指斥当时流行的存思、食气、房中术以及祭祀鬼神祈福寿等皆为邪门歪道。因此，为道教丹鼎派的重要著作，被尊为‘万古丹经之祖‘，④在中国道教史与古代科技史上均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参同契》运用《周易》的卦爻和隐喻手法解说炼丹、内养术，使得本来就比较复杂的修炼功夫，变得更加神秘难解。朱熹称之为‘词韵皆古，奥雅难通‘。他曾试图予以解释，如说：‘《参同契》所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只是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火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而为丹。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神丹，其说甚异‘⑤关于《周易参同契》的作者，历来颇多歧异。葛洪认为是东汉魏伯阳撰。他在《神仙传》中称：‘魏伯阳者，吴人（实为会稽上虞人）也。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其后，托名阴长生所注《周易参同契》之序云：‘盖闻《参同契》者，昔是《古文龙虎上经》，本出徐真人。徐真人青州从事，北海人也。后因越上虞人魏伯阳造《五相类》以解前篇，遂改为《参同契》。更有淳于叔通补续其类，取象三才，乃为三卷。‘玄光先生则称：‘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伯阳）；魏君为作中篇，传于淳于叔通；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⑥直认《参同契》上中下三篇，为徐从事、魏伯阳，淳于叔通师徒三代相继完成。五代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则根据《神仙传》称：
魏伯阳‘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补塞遗脱》一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认为魏伯阳根据《古文龙虎经》结合《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徐从事为之作注，淳于叔通为之传世。此与前说又有所不同。宋曾慥《道枢》卷三十三《参同契中篇》注称：‘世传汉娄敬著《参同契》，自号草衣子云‘。表明当时还有草衣子娄敬著《参同契》的传说。曾慥也多引草衣子的话，作为该卷所集《参同契中篇》的内容。
而他在同书卷三十四《参同契下篇》则云：‘云牙子游于长白之山，而遇真人告以铅汞之理，龙虎之机焉，遂作书十有八章，言大道也。‘自注云：‘魏翱，字伯阳，自号云牙子。‘又注：‘伯阳既著《参同契》，元阳子注释其义。‘然而虽有上述种种歧异，但基本倾向还是肯定《参同契》为魏伯阳所著。
唐宋以来，注解《参同契》者甚众，见仁见智，互有发挥。《正统道藏》收录十一种，主要注本有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三卷及元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九卷等。
注：
①②③④⑤⑥《道藏》第20册259页，131～132页，131页，122页，192页，736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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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仙翁肘后备急方
更新时间2009…12…24 12：08：17 字数：1544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系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陶弘景的《补阙肘后百一方》为主体，加上宋唐慎微《证类本草》之附方摘录合编而成。由金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于皇统四年（1144）编成刊行。《正统道藏》正一部题名葛仙翁（葛玄），实误。
前有序五篇。称葛洪《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共八十六首，三卷（或作四卷）。陶弘景加以补充，成《补阙肘后百一方》，共一百一首，三卷。杨用道加上《证类本草》之附方摘录以成此书，分为八卷，六十八篇。
此书既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陶弘景之补遗书为主体，自不失为我国较早的医学著作之一。不少医例，确开我国医学记录之先声。如以水渍青蒿汁治疟疾；以狂犬脑敷被咬者之伤口治狂犬病；对‘尸瘵‘（肺结核病）传染性的描述；对‘虏疮‘（烈性传染性天花）、‘黄虏病‘（急性黄疸性肝炎）、‘恶脉病‘（急性淋巴管炎）、‘恶核病‘（急性淋巴结炎）、‘瘰疠病‘（颈淋巴结炎）、‘熛疽‘（干、湿性坏疽）、‘乳痈‘（急性乳腺炎）的病因、症状、治疗的记载等，都是医书记载中最早的。
作为我国古代医书，它在临床医学方面，具有诸多明显的特点：
一，广泛运用炙法和热熨。东晋前医书详于针而略于炙，此书则多用炙术，举凡猝死、中恶、尸蹶、霍乱、寒热症、身面浮肿、咳嗽等，皆采用之，被誉为保存炙法最丰富的文献。
热熨法即原始的物理疗法，多用于心痛、心腹症结、伤寒、虚损、乳痈、蛇螫等方面。如治毒肿急痛，以‘柳白皮酒煮，令热，熨上，痛止‘。
二，重视症状鉴别与描述。如区别‘死亡‘和‘尸蹶（假死）‘时指出：‘脉犹动‘，‘股间暖‘，‘耳中如啸声‘者，当以‘尸蹶‘救之。又如‘癫狂病‘：‘凡癫疾发则仆地，吐涎沫，无知，强掠起，如狂‘，乃癫痫，系发作性精神异常疾病；而‘若或悲泣呻吟者……非狂‘，表现沉默呆痴，抑郁不宁，则为癫症，系神经官能症的一种表现；‘凡狂发，则欲走，或自高贵称神圣‘，表现喧扰不宁，动而多怒，则为精神失常之‘狂病‘。从当今医学观点看，上述鉴别语均较正确。与此相联系，又重视症状表征的描述。如论足气病：‘或微觉疼庳，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关于尸瘵的症状：‘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怳怳默默，不知其所若，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又记黄虏病：‘初唯觉四体沉沉不快，须臾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此热毒已入内、急治之‘。重视症状鉴别和描述，尤其是阶段性的描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