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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任何一个民生力量与改革勇气突涌的地方，都会不断有新的奇迹出现。
第二章 国际玩笑：异想天开的生意经
温州是异端的，因为温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是异端的。800年前，叶适与朱熹、程灏齐名，都是儒学主流，但叶适是“异端”。儒家诸圣强调利义冲突，而叶适则要强调“以利和义”，讲究经世致用，提倡功利之学。叶适说：“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有了此说，内陆城市以讲究贵贱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就不可能在温州酝酿。温州社会的主流从来就是以财富为中心。财富成了官民共同追逐的目标，于是殊途同归。官有官道，民有民路，唯利是图，有钱者尊。
“养蜂部落”南征北战
温州人说，我们是财富的崇拜者。温州人的思想深处印刻着一个鲜明的观点，拥有财富的人就有能力，有未来。
上世纪60年代，举国上下陷入“文革”泥潭，政治口号满天飞，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而温州人则开始了新一轮市场经济的南征北战。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温州小商小贩只好打擦边球——虽然各地在打击投机倒把，但中国太大了，走村串巷的小商贩们尚有生存空间。于是，从温州涌出数不清的小商小贩、修鞋匠、长途贩运户。
当时，温州出了无数“养蜂部落”，上万温州养蜂人乘着火车天南海北追花逐蜜。但是你千万不要相信温州人真的在为养蜂事业这样居无定所地漂泊！秘诀是，当时国家政策重视农业，而养蜂属于农业生产，铁路部门对长途运输蜂箱有巨大的价格优惠。善钻空子的温州人看出了里面的市场空间，灵机一动，搬着几十箱蜜蜂赶火车奔赴新疆云南追逐花期，同时利用蜂箱偷偷搞紧俏物资的贩运，把云南的烟藏在蜂箱里运到新疆去卖，再把新疆的葡萄干贩到天津去卖……
长途运送蜂箱火车票价格低得不能再低，温州养蜂人就靠低价贩运投机倒把赚得腰包涨了起来。
捉放“八大王”
温州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跌跌撞撞，顽强前进，“异端”使温州一直居于全国“姓社姓资”的漩涡中。温州人至今称道的是，温州虽然历经上方“拷问”，但几任市委书记，无不尽显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
8月正是台风季节。1981年8月，刚刚到任的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轻车微服出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作为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级，他到温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治乱”，要把温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
多年以后，袁芳烈回忆说，那时他自己感觉好像是掉进了“敌占区”。
温州几乎没有国有企业，没有“政治觉悟很高”的群众，到处都是小打小闹的家庭作坊和汗流满面的农民推销员……年轻的市委书记决定迅速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摧毁猖狂滋长的私有化“毒瘤”。
随即，温州乐清柳市镇8个重要的个体户成了第一批目标。这就是民办短途邮电的“邮电大王”、做广告信息的“目录大王”、购销旧货加工的“旧货大王”、购销低压电器的“机电大王”等“八大王”。1982年初，借着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东风”，政府以“投机倒把罪”把八大王抓了起来，其中7个被判了刑，剩下一个亡命天涯……
然而，抓了“八大王”后，温州经济一下子蔫了。大大小小的个体老板跑的跑、躲的躲，温州仅有的一点国营厂矿更是“扶不起的阿斗”，当年第二产业竟然出现负增长——割尾巴割得温州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疑惑万分的袁芳烈开始深入实地调研：在瑞安塘下镇一间昏暗的地下家庭作坊，半间屋和5台简易机器，老板和工人就是一个在家带孙子的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守着机器操作，晚上把制作完成的松紧带交给小贩。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不如：5台机器投入只需要500元，而老太太的年纯收入达6000元！
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如果有1000个这样的老太太，温州的经济总量会增加多少呀！温州，就是以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劝谏着它的市委书记。数以万计的家庭工场作坊、10万走南闯北的农民供销员、完全陌生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的地下经济机制，让袁芳烈彻底改变了对温州经济的判断。来温州不到一年，他就决定召开温州市专业户、重点户“两户代表大会”。
没料到，这个代表大会的请柬发到许多“两户”手中时，竟被视为又是一个“严打”信号，许多接到邀请信的专业户重点户心情悲壮，以为此去就是“鸿门宴”。有人甚至准备好了坐牢的行囊，与妻儿挥泪而别。但是，到了开会的地方一看，傻了！全温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市民拥上街头夹道欢迎来自温州各地的“赚钱英雄”。前来赴会的“两户”们不仅没有被抓进监牢，反而戴上大红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两户大会”成了温州民营经济金鸡破晓的第一声长鸣！
从此，袁芳烈的屁股和温州人、温州民营经济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同时袁芳烈也在用这种方式表明：“八大王”抓错了。果然，经过公检法三家联合复查，发现“八大王”的经济活动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宣布“八大王”案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一位温州老人告诉记者，他佩服袁芳烈是因为他犯错误后敢于在任上自纠。平反“八大王”后，温州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20％以上，名震中外的“温州模式”初具雏形。20年后，人们这样评价袁芳烈：温州不会忘记——他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助产士和吹鼓手。
“我把官帽子放在办公桌上”
接替袁芳烈的董朝才临上任，省里领导特别找他谈话。重点交待的是：“你要把温州的国有企业搞活搞好，把温州的做法改变过来！”1985年12月，新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出现在温州的国企、村镇和家庭作坊里。他汲取了前任的教训，没有下车伊始就疾风暴雨式地来个下马威，而是开始深入调研。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情景、一场场热血沸腾的座谈、一个个深刻反思的不眠之夜：“我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可我不能不正视现实，不能不认真考虑：为什么几十年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仅仅几年工夫就让人家民营给超过了？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秘密？”
在改变温州和被温州改变的较量中，董朝才不由自主地坐在了温州民营经济一方。难怪当时温州市民戏言，董朝才没把温州拉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反而被温州人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了。半年之后，董朝才发表了他的轰动一时、至今仍能算是经典文献的“温州考察报告”。他说，一种经济形式占支配地位，当然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形式非要达到比重上占多数的地步不可。
除了思想解放，董朝才的众多决策也非常超前。
1985年柳市发生一起经济案件。名为集体实为合伙的“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两个合伙人分了8万多元利润，第二年6月，二人被刑拘后以贪污罪判刑。此案在温州多达10万户“红帽子企业”中引发地震：“红帽子企业”利润到底该怎么算？当时滞后的法律条款留给人们的又是一个尴尬的空白。
难题摆到董朝才面前，他明确表态，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法院立即宣告两个合伙经营者无罪——这一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新兴股份合作经济的合法地位！
董朝才还有一个功劳。1988年9月18日，经过董朝才再三争取，中央批准成立“温州经济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有了这柄“尚方宝剑”，表明温州改革什么都可以“试一试”：效果好就推广，效果不好就规范……换句话说，温州“自费改革”第一次受到了肯定。1990年1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被调离他用。虽然有点意外，却也在预料之中。董朝才上任之始就说过，为了真正为温州办一些实事，他随时准备豁出去。他说：“我把官帽子放在办公桌上。”是的，一个真正的改革家是绝不会被任何形式的利诱和威胁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