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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漂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托。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服务态度经商赚钱。弟弟这才明白，他刚才听不懂的中国话其实是温州话。
半个世纪后，这位弟弟已年逾古稀，他来到了温州的永嘉，在一座桥头遇到一位生意郎，顿时勾起了他对半个世纪前柏林那个夏天的回忆。
为什么相隔半个世纪的两个行走四方的生意小贩，会使这位留洋归来的人如此挂怀呢？这位有心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费孝通。就是他，发现了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的划时代意义。费老在总结温州小贩生意时说，就是“这样的历史传统，推动了今天温州农村经济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的形成”。
费老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他认为，“温州模式”已超出了区域范围，在全国范围有普遍意义。温州人依靠自己传统的才能和遍及全国的手艺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的流通网络，形成了面向全国的大市场，为流通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新鲜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树立了一个标本。所以，他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2002年7月底，我们一行6人飞赴温州，进行为期一周的采访。这次采访的目标是针对有关“温州模式”的所有重大事件，挖掘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从而与皇城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等进行对比，得一个结论，印证一下：一个地方、一个社会群体是否能够顺应时势变化而自觉进行自我改造和社会变革从而创造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奇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内涵及其形态。
费老当年对温州的兴趣，源于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高度关注。我们的这次采访，却是希望通过温州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刻影响来反省正统文化的积习。
“温州模式”创造的经济奇迹，源自历史上北宋以来的“功利文化”；同样，中国社会众多城市群体性的落后、贫穷，也与中国的道德文化血肉相连。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因此，我们的采访路线和项目安排也必然有点朦胧。
但是，我们要感谢这样的朦胧！
因为朦胧，所以我们不断地被意料之外的遭遇和见闻所震惊。
棒喝当头不足以概括，绝处蹦极也难以形容。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震撼！就像和平年代的我们在枪战大片中遭遇被机关枪迎面乱扫、身体被击穿、被扫射成碎片的那种震撼！
寻找文化根源的目标已退居次要位置。当时当地，分分秒秒都在震撼着我们大脑和身心的，首先是一个个闻所未闻的故事，真实得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我们要寻找的文化根源就是这些传奇得以发生的基石，但是我们首先关心的还是这些传奇。因为离开这些传奇，所谓的文化根源只不过是虚妄的谵语。
于是，我们全面访问这些传奇，搜集它们的各种版本。
于是，我们追踪这些传奇的“历史内幕”，企图澄清其存在价值。报道这些传奇，唤起中国精英阶层对财富文化的重新认识，唤起中国民间直面现代社会正从以贵贱为中心转向以财富为中心的现实。
在飞往温州的飞机上，我们先从地图上认识温州。
从古到今，温州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地为世人所瞩目，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创造出骄人的成绩。
温州人是个重实际、重形象的群体。比如说与人结伴外出游玩时，如果导游指着一块石头，说它像什么什么，可能会得到温州人的认可与赞同。但如果对方说出的是一通富有美学意味、深奥难懂的道理的话，温州人则可能会转身离去了。
我们也不能免俗，想从温州地图上看出些什么。
它有点像哑铃，极具力度，富于活力。
大家为这样的发现感到开心。一个矮小壮实的运动员举着哑铃，这正是温州人独特生命能量的形象，是生命魅力召唤下的一轮景观。
我们还在一篇关于温州的随笔里看到，作者将温州比喻为一只牧羊犬，乐清、大荆是头，泰顺、仕阳是尾，洞头是脚。
它善于奔跑，所以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有温州人的存在。他们在家乡成长，一旦具有奔走的能力，就满世界跑了。
它强劲又尚武，具有团体精神。温州人的地域观念明显胜于其他地方。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温州人在火车上被外地人欺负了，眼看就要不敌，这个温州人大喊一声：“车上有温州人吗？我被外地人打了。”结果，所有的温州人都跑到他的身边，狠狠教训了外地人一通，显示出温州人个体或群体的血液里所释放出来的温暖的能量。
它憨态可掬，惹人喜爱。温州人的豪爽、热情、好客，赢得了所有到过温州的外乡人的极大好感，也赢得了一笔笔生意，赢得了历史赋予的机会。豪迈和开朗，使身在他乡的温州人在最困苦的时候仍能保持愉快乐观的心境。
地图上的温州还像一只枕头，就是那种藤条编成、夏天睡觉特别凉快的枕头。温州人喜欢热闹，喜欢玩乐，喜欢过安逸的日子。不少人稍稍有了一些钱以后，就忙着买房子、买电器、买车子，甚至花大力气造坟墓，而忘了当你享受的时候，别的地方的人正借鉴你的经验，在准备赶超你呢。
在上海发展了十多年、创造了良好业绩的一个温州企业家讲了一个聚会的故事：
上海的企业家晚上赴宴，全部是由专职司机开车。到了酒店，老板给司机100元钱去吃饭，自己则步入酒店，宴会结束回到车上，司机已经在车里等候了。温州的企业家则喜欢自己开车，有时候随便带上几个客人，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完了，大声张扬地离开酒店。他们还没把聚会、聚餐当作一个正式社交活动来对待。这样，如果这两方碰在了一起，很可能会谈不成生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不一样。
我们经常在报刊上看见中国人同外国人谈判如何如何被骗了，如何如何不愉快等等。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文化根基不一样、思维模式不一样。
由于去温州采访，我们认识了800年前的温州人叶适。
大学问家叶适于南宋时期生活在温州永嘉。当时，温州商贾已经非常活跃，叶适从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利义统一、经世致用的“永嘉学派”事功学说体系。在这种功利文化的熏陶下，历史的风雨铸就了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传统品格。而这种独特的品格如同遗传因子，从此一直延续在温州人的举手投足之中。800年后，“永嘉学派”的功利特质成了今天“温州模式”的文化谜底。
可以说，叶适“学以致用”的思想形成了温州人的主体思想，成了本土文化的根基。沿着这一文化脉络，温州人的所有行为都能够找到依据。
你搞你的运动，我搞我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主义看不见，“尾巴”却能够使家里多一盘菜。
你讨论你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我先搞我的家庭工业。温州地少人多，资源不丰富，大家都要，自己先动手吧。
你不给拨款没关系，我们自己筹资，先把城市建设搞起来。
机场、机场大道、体育馆、铁路等等，无不体现了“功利之学”的作用。
在这里，文化提供了思维，思维产生了行动，行动之中能见利弊，利弊之后就看出了鲜明的结果。
叶适是入世的。由于温州山高皇帝远，朝中高官也少，故“永嘉学派”大多数人都是靠自己的刻苦而登堂入室的。他们来自平民，对平民的生存苦乐也非常了解，因而也就知道柴米油盐是老百姓最需要的。叶适提出的功利学说是给士大夫听的，却是给老百姓用的。
大量的温州人经过比较以后，发现诗和清谈解决不了人生的问题，于是就奔实际的、功利的方面去了。
温州人知道怎样去实现功利理想。
温州地处一隅，免去了中原逐鹿的战争祸乱之苦；温州地域狭小，没有人会在这里为争霸业而涂炭生灵。温州三面依山，一面临海，山珍海味几可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