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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陈定模终于出问题了：他无视上级三令五申，为其母的丧事大操大办。这年12月底，陈定模81岁的老母过世。陈定模知道此时凭自己在龙港的地位，各路人马到时都会过来，他在讣告上写道“遵照先母遗嘱，丧事简办，谢绝送礼”，并与各单位一一做了工作。他是个有心人，他有个册子，登记花圈186个，其中私人名义送的150个。但后来调查组说有260个，因为他们有充足的证据——某君的任务就是蹲点数花圈，怎会有错。另外有个颇值得玩味的细节，出殡的队伍走了约一大半，其兄陈定汉把表示戴孝的草绳圈扣到他头上，这也成了党员干部“封建迷信”的证据。
不久，陈定模被迫离开龙港，离开温州。当他离开的时候，龙港的地区面积已达58万平方公里，与建国初期的温州城相当，居民人口15万，城内工业企业600余家。到1994年，龙港镇列全国乡镇综合经济实力第17位。至2001年，龙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38。8亿元，工业总产值87。5亿元，居民人均收入6066元，是全国最大的印刷包装、毛纺毛毯、塑料编织基地之一。
1998年，温州评选“改革开放20年温州10大风云人物”，远走他乡的陈定模仍以高票入选。2002年8月，唐山市开平区委请他担任区招商办主任，帮助搞活区内的第三产业。陈定模积极运作，请到了300多位温州客商到唐山考察，最后近200位客商留在开平区建起了温州商贸城。在众人眼中，陈定模已成为温州经验和龙港改革的“教父级”人物；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当年龙港改革的“孤胆英雄”，今天仍然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资源。不管陈定模最终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他的身上流淌的永远是温州人的血液……
撬开金融铁板，“抬会”带来疯狂
温州民营经济“见风长”，家庭工业作坊纷纷扩大规模，跃上档次。但生气勃勃的温州民营企业首先遇到的拦路虎就是银行贷款困难，而当时信用社存贷利率偏低，自主存款有限。在民营经济发达的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全部信贷资金只有区区40万元，存贷矛盾极为突出。
当时国家的金融利率是铁板一块，根本别想撬动。但是实利当前，猖狂的温州人开始打利率的主意了。1980年，他们从粮食有议价粮、煤炭有议价煤的逻辑推理中，天真地想到了议价利率，温州人喜欢“试一试”。
时任苍南县金乡信用社主任的陈礼铨提出实行“议价利率”。他当然谙熟国家金融政策法规对利率的严格控制，但陈礼铨是温州人，温州不仅赋予他异端天性，更为他提供了有力支持，上面领导不唯书、不唯上，很功利地支持他干，下边的私企眼巴巴地盼着议价利率给自己带来实利。10月，陈礼铨所在的金乡信用社率先突破禁区，试行“议价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改革。
果不其然，这一大胆之举迅速使金乡信用社扭转了局面。当年底该社浮动利率存款余额21万元，翌年跃升到54万元，不到两年就累计吸收个人存款817户共171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52户，金额217万元。几番运作，年年亏损的信用社1981年竟破天荒盈利1。6万元。随后，温州人把金乡信用社的议价利率推广到苍南全县。
1985年浮动利率改革在温州全市推广，第二年就有近400家农村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当年温州信用社实现利润1528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近一倍。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温州人不仅靠朴素的市场化功利思维得到了实利，而且无意间成为新中国金融改革的发“难”地之一。
紧随陈礼铨之后，方培林出现了。他以开“只见过一天阳光的钱庄”而被载入温州经济改革的史册。
方培林是温州第一个浮出水面成为公众人物的钱庄老板，当年只有30出头，在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做工人。
1984年9月29日，苍南钱库镇挂出了一块“方兴钱庄”的白底红字木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钱庄的挂牌在当时是一桩爆炸性的新闻，然而它有悖于国家金融管理的有关条例。
为了寻找政策上的依据，方培林四处翻寻中央文件，结果他竟真的在当时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
方培林立即进行了大胆的“方氏解读”：“集资如果合法的话，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
为了长远的发展，方培林还在经营管理中采取了当时十分罕见的“董事会制”。钱庄采取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数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由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由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他还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有法人资格，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条例处理。在方兴钱庄开张的当日，方培林就贴出了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也更为灵活的存贷表：
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
方培林的钱庄得到了钱库镇政府的默许，然而却迅速遭到上级部门的干涉。就在钱庄挂牌的第二天，市农业银行就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把招牌摘下来，转入地下。日后他颇为心酸地自嘲说：“新中国的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的阳光。”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恰恰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各种制约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比如银行、信用社的服务时间是法定的8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钱庄因此生意兴隆。有时，手头现金不足，他就凭自己在当地的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缺。
有人曾详细地记录了方培林的一天，其细节很能体现钱庄在当时的运作特征——
上午10时，一位经营南北货的老板满头大汗地来到钱庄：“请贷给我一万块钱，我下午到温州市区进100箱味精。”
可此时钱庄里没钱，而方培林仍微笑着应允下来。10∶05，他来到经营百货的老陈家，向他借1万元，对方面露难色：“不行，我下午两点要向外地汇2万元，手上这笔钱不能动。”方培林说：“我知道你下午要把钱汇出去，才上午来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４个小时，保证下午两点钟之前归还。”
10∶20，南北货老板贷到了他所需要的钱。百货老板４小时闲置资金也被方培林利用起来。40分钟后的11∶00，有人存进１万，方培林并不急于先还给老陈，而是又用这笔钱应付了另两位求贷者。下午1∶30，又有人存进了1万多元。这时，方培林才将１万元还给老陈。不到４个小时，方培林将这笔钱周转了3次，真可谓分秒必争，滴水不漏。
利率的浮动也灵活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月息1％，3个月以上为1。2％；贷款利率为2％。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在开张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存贷款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温州有人开起钱庄了。”这条新闻在当时金融界引起的震动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在它不长的生命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伴随着质疑和责难。
对钱庄的定性，在金融界也一直是个争论的话题，大多数金融界的权威人士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本该持有由金融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才可经营的钱庄，在几年金融经营活动中却一直是无证运行。方兴钱庄的经营活动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应健雄曾于1985年10月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的身份带人对方培林的钱庄进行了调查。据他回忆，当时他们查阅了钱庄—年多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