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序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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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地理学一直是历史学的附庸，到了晚明，因为徐霞客和王士性的两大著作，即《徐霞客游记》与《广志绎》的行世，才使地理学脱离附庸地位而独立。这是中国自身学术发展而形成的必然结果。但在世界地理知识方面，中国当时仍然停留在天下四夷观的层面上，因此在明清之际与晚清时期，世界地理知识的引进，就似乎使历史与地理的关系颠倒过来，是靠西方地理来引路，才进而了解西方的历史，才走出天下而进入世界。当然西方地理学并不只有地理大发现以后产生的世界意识，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时期所说的地理学实际上囊括了今天所说的整个地理学领域，自然地理学的全部内容以及地质学都包括在内，甚至连生物学也往往涵蕴其中。而所有这些内容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组成部分，除了个别先行者的个别著作外，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中都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两个时期地理学的传播情况变成是中西文化接触的重要与前沿的问题。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本书所揭示的内容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课题，而且具有学术史与思想史内涵的研究。
　　本书还有一章必须作为重点提出，这就是第四章“晚清地理学文献中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这是以往同类著作中少见的发明。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制度名物以及意识观念的输入，有赖于新词语的创造，或者说，是以语言接触为前提的。许多中国学术史、科学史上所没有的新概念如何表达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一方面研究本身是另一个课题的范围，不能在这本书里解决，但极为难得的是邹振环花了很大力气，将自然地理方面的新词一个一个从文献中摘出，找出其最早出现的地方，以探索这些新概念到底在何时进入中国。这不但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冒险的事，因为做学问的最大难处之一就是说有易，说无难。因此不能保证这些新词首次出现的地方绝对无误，但这样的工作显然为科学史与学术史做了极其有用的基础工作，是应该表彰的一种研究态度。现在，在国际学术界已有不少机构（主要是在大学）将中国近现代学术用语的形成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相信在本国，这一研究也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当然，我同时也相信邹振环此书的出版将会与他的其他著作，如《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样，成为有关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籍，而且将会对学术史的发展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