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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词，定祭礼，
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稗风化为任。尤严子义
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桐城派”的文章，游记每被人忽视，我特别提出来，做
为样板。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序
谈中国名著，得先谈中国书；谈中国书，得先谈中国的文字历史。
中国历史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
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
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
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
出来的纪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纪
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
从何处说起
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前，
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
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
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轰
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
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
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
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除了正史
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
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
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古书有多少呢？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
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
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
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
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
，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
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
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
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
子摸
你不配做中国人
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
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
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
里惭愧。
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着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
《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
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
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
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
，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大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
好坏标准
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
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
山平远”、苏缄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
”，……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
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
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阎运为能尽雅，马通伯
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
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
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
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
它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从对对子到古文
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
摆平。中国人一淡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
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
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
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
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
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
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
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
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
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
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
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
。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
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
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