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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张晓辉译
失败者的胜利（代译序）
尚蔚
差不多可以说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了。逝于1942年的茨威格虽然接着又写了回忆录式的《昨天的世界》，写了一篇约4万字的《象棋的故事》，还有那封平静得令人窒息的遗书，但带着明晰的观念与创作的热望，不仅从自己的记忆与情感中搜寻，还需四处奔波、查找史料、辨析杂乱无章的原始素材，再以此为据进行艰苦的劳作，这确实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了。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对中国读者说来是陌生的。如果有一百万读中文译本的青年和不再是青年的人知道《陌生女人的来信》、知道《看不见的收藏》、知道《人类星光璀璨时》，他们之中可能找不出十个人能说出卡斯特利奥和他的生平与著作。当然这里边会有上万人多多少少知道加尔文，看过那幅有名的两个胖子一个瘦子的宗教改革者油画，但他的性情、他的嗜好呢？他热情还是冷漠？宽厚还是刻薄？爱不爱醇酒妇人？迷不迷森林与海，还有孩子和狗？也许学者们认为这一切与历史进程毫不相干，恰如心跳与排泄，这档每个人与生俱来又相携逝去的那回子事，没人会感兴趣——除了他的老婆。当然如果这人是领袖或者活佛，则又当别论。在史学家眼中，后人所关心的，只是业绩！业绩！
但虚构小说家们不是这样。他们只重心灵，特别是心灵中的隐秘。他们写王公贵族、奸夫姘妇，写穷乡僻壤的农夫和他们的鸡鸭……显赫家族引不起他们的敬畏，他们东挪西借地随意编派，根本不在乎这个或者那个朝代。
同样是在描写人类！读者已经那么习惯于这种分界，甚至在我们背着手坐在课桌后边的时候，老师与教科书就为我们规定好了：文与史。但茨威格显然成心与这一分类作对。他在他无懈可击的历史叙述中，剖出了那真名实姓、进行着确曾发生过的行为和主人公最不为人所知的本性。这种剖析是惊心动魄的，甚于我们看到一头猛狮分泌为猎物所诱出的涎水。
如果不读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加尔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概念：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我怎么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
可怜的塞尔维特是死定了。加尔文甚至在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的苏黎世等四个宗教团体都拒绝对这有学问的医生处以极刑的情况下，甚至当这“穿着肮脏的破衣烂衫，胡须纷乱，蓬头垢面”的神学家、生物学家愿意以“人对人、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方式与这位权倾一时的论争敌手和解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加尔文丝毫的怜悯。他要求这囚人的，是精神与信念上的屈服。这对常人说来真是一点也不难；不幸塞尔维特选择以精神自由为终极目标，于是这要求就显得过分了一点。他拒绝了，坚决拒绝，明知前景是“即将被文火烤成一滩胶体”——他宁愿受半小时极大的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将彻底野蛮主义这一耻辱的标签永远贴在加尔文身上。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如果说，加尔文以为他的在肉体上消灭异端足以从精神上巩固他的个人独裁的话，他对于人类对人道与自由的向往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勇气就太低估了。塞尔维特的惨死，使另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当时正静静地做着学问的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上抬起眼睛”，平静、谦和，然而却是坚忍不拔地投入对思想专制的斗争。在观点上，他与塞尔维特并非同志，他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塞的《基督教补正》说；但他站出来了，不顾自己“微乎其微，不足挂齿”，只不过是一个“靠翻译和当家庭教师勉强养家糊口”的穷学者。他代表“横遭亵渎的人权”，向不可冒犯的权势宣战。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当他在世的时候，“就没有哪个印刷商胆敢印行这些书”；而随后，“他那些主要著作，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几百年”。
其实卡斯特利奥完全可以三缄其口，如果这样，他会安稳地度过一生，并向世界贡献上优秀的法语及拉丁语《圣经》；而历史依旧向前进，二百年和三百五十年后照样会有伏尔泰抗议卡拉斯案、左拉抗议德雷福案；中国的闻一多也照样会拍案而起，藐视独裁者的子弹……但他选择了长达十年的几乎见不到任何希望的抗争。没有任何有权势的人或者公众的爱戴作依靠，押在胜负的天平上的，只有他自己的生命。
今天，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卡斯特利奥用生命争取的命题实在平凡又平凡，就象蒸汽能驱动轮机，电脑能进行运算一样天经地义：
追求真理，并说出其信仰的真理，永远不应视之为罪行。绝不应强使别人接受某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然而，为这一命题而牺牲的人，恐怕不会少于世界大战吧？
《异端的权利》完成于一九三六年，正是希特勒当上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意气飞扬地在鲜花与欢呼声中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时候。正是在此时，不具一枪一卒的作家茨威格宣称：
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后代将会疑惑，何以经历了如此辉煌的黎明，我们却被迫退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
——卡斯特利奥：《论怀疑术》，一五六二年
引言
他虽则赴汤蹈火，而坚定勇敢；他虽则危在旦夕，而恪守信念。他从容赴死，留给敌人的惟有轻蔑暴怒的一瞥——战胜他的绝非人类，而是命运；他横遭不测，然而绝不被征服。最大的勇敢，往往是最大的不幸。因之凯旋的败绩，比胜利更得人艳羡。
——蒙田：《论食人部族》
“苍蝇战大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他驳斥加尔文的巴塞尔稿本上，亲手添加了这样一句话。初看起来，我们免不了有些反感，倾向于视为一种夸大其辞，那是人文主义者常见的毛病。然而卡斯特利奥的话，既没有夸张，也不含讥刺。恰恰相反，这勇猛斗狠的战士，他不过意在把自己深切悲苦的信念，明确表述给他的朋友阿默尔巴赫——他深信，当他公开指控加尔文在宗教改革运动里，被狂热的教义所煽惑，把一个人置于死地，从而屠戮了良知的自由，这是在向一个庞大的对手挑战。
当卡斯特利奥挥笔从戎，一如骑士般挺矛出征，开始这一场险象丛生的角斗，他深知对那披挂了物质甲胄的独裁政体做纯粹精神的攻击，势必徒劳无益。因此他的战斗，是为了失败的事业。这手无寸铁的人惟有孑然一身，又如何企图打败加尔文，连同他千百万信徒做后盾，所有的国家权力为装备？加尔文，那组织艺术的大师，有本事把整座城市，整个国家，转变成严格顺从的机器，而其中不计其数的公民，在此之前还是自由人。他有能力铲除独立精神，封杀思想自由，以利于他独断专行的教条。国家权力，就在他至高无上的控制之下；各色的权威——行政会议和宗教法庭，大学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学校，捕快和监狱，写作和谈话，甚至隐秘的窃窃私语，都仿佛他手里的面团，听凭他的摆布。他的教条变成了法律，任何人胆敢置疑，立刻便有压制讨论的争辩，精神暴虐的争辩，加上监禁、流放和火刑，教给他在日内瓦惟有一桩真理才正确：加尔文就是先知。
然而那邪恶狂热的家伙，他邪恶的权力远超过日内瓦的城墙。瑞士联邦诸城视他为主要的政治盟友；整个的西方世界，新教徒封这“暴烈的基督徒”为他们的统帅；国王和诸侯竞相博取这好战的教士青睐一眼——而他在欧洲，建立的教会组织仅次于（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