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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栉溃亲堋�'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邪？」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音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理义精通，类皆如是。
高祖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高祖南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萧鸾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民颇怀去就，高祖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从征马圈。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世宗经。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赈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
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诚复政有质文，兹范不易，谅由万端资始，众务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虎门。《周礼·大司乐》云：'师氏，掌以微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之事，以教国子弟。'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敷陈六艺，以教国子。'今之祭酒，即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民，教学为先。'郑氏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又云：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惟以二，或尚西，或尚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趾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广。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名儒礼官，议其定所。」从之。
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廉清寡欲，无犯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转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是以列圣格言，彪炳绵籍；先儒正论，昭著经史。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之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贾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曰：「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郊。」贾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之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仍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得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稷、社、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祗，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高祖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世宗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则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时，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嘿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
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朱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