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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方的战壕里散乱着装有白粉的瓶子、女人的红手帕和鞋子，娘子军一个也没死，全都逃走了。
上午十点左右，重炮观测班来了。他们爬上屋顶，安装了电话。炮兵少佐爬上屋顶，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向通讯兵下达命令。因为包扎所收容伤员的担架兵还没来，我们只得请炮兵大队长把野战重炮队的军医叫来看病，他很痛快地答应，并打了电话。残敌随时都可能来袭击，而我们还带着三名伤员，心里很不安，炮兵的到来仿佛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九，但是军医还没来时，却来了转移的命令，炮兵们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突然降临的福星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必须加强戒备。伤员的痛苦和出血在增多，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与外界取得联络。后方张学良的家里还留着我们中队的伤亡人员，我顺着冲锋过来的路走回去。
那儿有四具尸体正在火化，火焰熊熊地燃烧着。另外一间屋里有两名伤员，担架兵把伤员抬走了。
其中一个伤员叹息着伤感地问：“那个死掉的家伙已经火化了吧？”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过两小时就全变成灰了。”
“是吗？”他的声音冷峻而悲哀，“我得救了，不会被烧了。”
他声音颤抖他说，拼命否定死的可能性，但嘴好像被什么粘住似的，战战兢兢的，声音发抖。然后他用外套把头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抽泣起来。
“是啊，你的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担心，到包扎所呆上十天就会痊愈而归的，放心！他脑袋似乎受了伤，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起身半躺着。室外的木头在劈里啪啦地燃烧着，他在外套里嘟囔着：“我昨天排在第四号，一、二、三、四，是第四号，我的心里很难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很胆小，虽然处处都很小心，但还是受伤了。”（在日语中，“四”与“死”同音，所以日本人常有“四”即“死”的迷信。）。
我说：“这是迷信啊！列队在第四号并不意味着要死或是负伤。”但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也曾因为列队是第四号而心情不好过，想起我们出征时，在兵营走廊遇到的领取金属编号牌吵架的事。有一个士兵的认尸牌编号是十四，另外一个士兵看了他的编号说：“你一定是第一个死。”十四号的士兵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和那个士兵大吵了一架。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场争吵，这次是领了四十四号的士兵。“死就是死。”这个士兵被别人取笑道。
这种认尸牌是金属制的，椭圆形，用细绳斜挂在背上，如果谁战死沙场，尸体变得支离破碎，已经无法辨认的时候，这块认尸牌就派上用场了。
相信这毫无根据的迷信其实质是拒绝科学，应该受到嘲笑，但日本人却不能不信。把“四”和“死”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厌恶和不安。心里偷偷地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他不会把这好的结果跟别人说，只是深深地藏在心底，惟恐说了以后吉利会从体内逃走。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坏的，他会把这结果说出来，试图减少它的功效，认为只要说出来，它就不会留在体内，而会从嘴里逃出去，所以总是喋喋不休他说。但这时他不说：“我占卜了一下，结果不好。”而是说：“今天总觉得不大对劲，是不是我要死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把“占卜了一下”说出来，就等于在告诉人们：“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
人对生存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啊！即使嘴上能平静地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但多数人却是言不由衷的。
我们总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生的宝贵和美丽，越发对它强烈地向往，也越发羡慕能在山野里四处奔跑的健康。
文学殿堂 整理
东史郎日记第四节
第四节
总而言之，人是软弱的。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心里充满胆小、不安、猜疑、恐惧的人更容易受到诱惑。
在什么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子弹扫帚在贪婪地吸着血。
人在极度软弱、不安、猜疑的时候，如果神宣布“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一定会死”，这个士兵一定不会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的。对于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他可能会信以为真，或者即使不相信，他也肯定会认为不能干坏事。
但是这种实际上很无聊的迷信，也只限于战争爆发之前。
一旦战争开始后，置身于枪林弹雨中，恐惧、不安、猜疑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只相信生死命中注定，这“生死”二字犹如灯光，不知在脑海里闪现过多少次了。在战场上谁都必须认命，这是最后的哲理。
在最后关头，不管是躲开子弹，还是迎着子弹，都没有安全的地方，哪儿都有危险，哪儿都可能死，那时必须认定生死由命。
即使把小事放在心上，相信迷信，怀疑占卜结果而恐惧的时候，只要去一个地方躲开死亡，时间仍然绰绰有余。
认为生死命中注定，确信自己绝对不会死，这在战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事。确信子弹打不中自己，是因为心中在想：经历了这么多次战斗，一点都没受伤。这样的确信，或许是因为自己像内山准尉一样信仰日莲宗，相信神会为自己特别祈祷；或许是因为今天占卜的结果是好的；或许因为今天自己带了护身符。我虽然没有这些根据，但我却确信子弹不会打中我。
我不由得心潮起伏，想起了大阪的姐姐曾为我参拜日夜神，向神祈祷。她给我来信说：不管多么可怕的子弹向你袭来，你也决不会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着，不想死，虽说如此，我们打仗的时候并没有胆怯、退缩。这是因为我们既想活，又相信生死命中注定。命运到底是什么？对此我不能做出诠释，但我们却感到了它的神奇莫测的力量。现在有一个负伤的士兵正面对着死亡，极度地恐惧，留恋着生的美好。他裹在外套里，扭动着，挣扎着。他这种心情谁都会有。
空中弥漫着烧死人的臭味，屋外传来火焰燃烧的声音。
“喂！不要难过，卫生队马上就来了，你很快就会痊愈回中队的。再见。”
我一路上沉思着，离开那蓝色的房子越来越远了。突然传来汽车“咔嗒咔嗒”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辎重兵装着粮食和弹药的车子，是第一大队的小件行李队。因为路不好，他们登陆后没赶上大部队，慢腾腾的，到现在才到这里。
他们当中有一个姓中口的，是我的老乡。
“听说第一大队全军覆没，是吗？”他问。“没这么严重。”
我忧郁地答道。“是吗？那就好了。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他兴奋地大声说道。我像被抽了一鞭的马一样跳了起来：“是啊！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且说：“是啊，金藏君，我们胜利啦！”我边跑边喊着。
大家都在等我回来。他们刺刀上枪，在严密警戒以防敌人袭击，他们说想尽快安置伤员，因为伤口没有治疗非常疼痛。下午，好容易来了两名担架兵。
我们把伤员移交给卫生队时，夜幕快要降临了，我们决定今晚在此住宿，但是没有粮食，必须自己解决。
傍晚，炮兵队、辎重队也来到了这里，我穿着小船似的硬得作痛的鞋，在柏油路上咔嚓咔嚓地走着。路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四方城路”四个字，郁郁葱葱的树木整齐地排列着，树的下面放着白色的长凳，是姑娘们散步、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地方，但是把视线移至左边的斜坡，那里有一条难看的战壕，在挖出来的黄土上面，散乱地放着娘子军的化妆用品，支那兵抗日英雄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我走近炮兵队。炮兵们把马拴在路边树上，整理车辆，正准备做晚饭。我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恳求要一点米，他说他想给我，但是因为他们也很少，而且也不允许给其他队的士兵。
我像化缘的和尚一样，到处乞讨。突然发现了佐世保的辎重队，他们驻扎在一所遗族学校里。我跟哨兵讲了从昨晚夜袭到现在带着伤员的所有情况，问他能否给一点米让伤员吃。哨兵似乎非常同情我，他让我稍等一下，跑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把我带到了少尉那里。少尉很同情我，给了我四升米。哨兵又详细地跟少尉讲了我们的情况，于是少尉把豆酱作为副食品给了我。我没想到还能弄到豆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