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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克格勃”间谍
苏联解体后，关于克格勃的内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披露。中国，作为曾和苏
联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抗衡的对手，自然不会被克格勃所忽略。克格勃是怎样在中国
进行渗透和活动的？中国反间谍卫士又是如何和克格勃间谍作斗争的？由东方明撰
写的《克格勃间谍在中国》一书，回答了这些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本报选摘的此章
内容是，河南中医名医郗范被克格勃女色拉下水，几经挣扎，仍未逃出他们的魔掌。
他在为克格勃收集情报时被捕。以下讲述的是在监狱中发生的故事。该书由中国文
联出版公司1998年7 月出版。
监狱管教科发现郗范是名医，自是重视，把他分配到监狱医务所去干医务劳役，
社会上称“医生”，狱内称“医务犯”。
不久，监狱中医科正式开张。
郗范在给干部看病中，碰到了一个疑难病人。这个病人是管教科科员纪凡艺，
他的一双脚的脚背、脚侧部位，突发奇痒，痒得钻心入骨，不得不使劲搔，搔得皮
破出血痒感方消。待到新皮刚长出来，却又重新奇痒。纪凡艺在医务所和外面医院
都看过，药水泡，吃药片，均告无效，正好本监狱医务所中医科开张，他就请郗范
来治疗。
郗范一上来先给纪凡艺开了7 帖药，让吃着试试看。一星期后，纪凡艺来复诊，
说全无效果。郗范又翻书琢磨了几天，最终找出了病因：可能是穿橡胶拖鞋引起的
过敏反应。找纪凡艺一问，果然是穿橡胶拖鞋的！于是让换穿塑料拖鞋试试，一换
之后果然痊愈了。
纪凡艺心里对郗范颇为感激，有事无事总来医务所坐坐，和郗范聊聊天。
郗范自被捕以来，天天在头脑里默念曾与他联络的钱景明给他的那个地址：河
北省保定市河西街91号张览先，有时在睡梦中还惦记着。现在，他决定开始实施钱
景明所说的“营救行动”。“文化大革命”时监狱对犯人管理因为定位于“阶级斗
争”这个高度，所以非常严格。按规定，犯人一个月只能发一封信，收信人必须是
入监伊始所填的登记表上的直系亲属。“张览先”当然不会上登记表，所以，郗范
担心干部不肯给他发信，弄得不好还要查一查也说不定，那就弄巧成拙了。郗范想
先试探一下，他给登记表上没有名字的妹夫写了一封信，交给医务所的管教干部要
求寄发。管教干部检查了信的内容，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发，但是一查登记表，
上面没有收信人的姓名，于是通知郗范说不能发这封信，退回给他。
这个试探使郗范打消了通过合法、正常途径发“营救信”的念头。但是，营救
行动还是要进行的。郗范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请纪凡艺发信。一天晚上，纪凡艺轮
到值班，没有回家。他在管教科坐了一会儿，因没什么事而感到无聊，便来医务所
和郗范聊天。郗范见是个机会，便瞅个空子拿出管教干部退回的那封信：
“纪队长，求您帮个忙，把这封信发一发。”纪凡艺接过信，浏览了一下内容，
问道：“这是谁？”“我的妹夫。”“好吧，封起来。”
一星期后，郗范收到了妹夫的来信——纪凡艺把信寄到了。
于是，郗范执笔写“营救信”。他不知道“张览先”是男是女，身份如何，在
考虑称呼时颇费了些脑筋。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称“览先”。“营救信”写得很短，
郗范在信中告诉“张览先”，自己因一时糊涂，受人之愚，走上了犯罪道路，对不
起亲人和朋友；自己现在什么监狱什么部门服刑，仍做医生，请给寄些参考书来。
“营救信”写好以后，郗范搁了几天。等到纪凡艺又一次轮到值班来医务所和他聊
天时，他把信递过去：“纪队长，麻烦您给我寄一封信，写给我一个亲戚的。”
纪凡艺把信象征性地看了一遍：“好呀，你把信封起来，明天给你发。”
这封信发出去后，郗范开始等“张览先”来营救他。他不知道克格勃将以什么
方式来救他出狱，但对“营救”的信任丝毫未曾动摇过。
郗范的“营救信”寄出后的一个半月，他所服刑的监狱接待了一位来自郑州的
客人。此人叁十多岁，身材高大，四方脸，浓眉大眼，相貌堂堂，穿一套藏青色中
山装，腋下夹着一个黑色牛皮公文包，看上去是个国家干部。他走进接待室，自我
介绍是省高级人民法院特种刑事案件复议办公室副主任，姓任名保安。说着，他出
示了工作证和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印的介绍信，
介绍信的内容是派特刑室任保安副主任前往××监狱向在押服刑人员郗范宣布无罪
释放的刑事裁定书。
这个任保安，真名叫武仲钧，原是黑龙江一个农场的普通干部，“文化大革命”
开始时造反得势，成为新贵，利用职权大捞钱财、玩弄女性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
多行不义必自毙，武仲钧不到一年就被群众举报而下台，随即被公安机关抓起来，
准备查清罪行，依法惩处。武仲钧一看苗头不对，一次乘提审的机会脱逃，辗转来
到边境线，伺机逃往苏联，叛变了自己的祖国。苏联人对他进行审查后，要他参加
克格勃。武仲钧是朝鲜族人，因此他从特务学校毕业后，曾数次被派往朝鲜和韩国
进行间谍活动。70年代初，克格勃派他来中国活动，这次委以险任营救郗范。
营救郗范的方式，克格勃的间谍专家一定反复精心讨论过。应该承认，这确实
是一个看似冒险实际上具有最高成功概率的方案。当时的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
中期，较初期的乱哄哄状况来说，形势相对显得稳定一些了。当时还没有《刑法》
和《刑事诉讼法》，办案方式缺乏一种法定的程序，往往外调、提审、宣布刑事裁
定都只派1 人前往执行。对此，许多监狱（劳改队）的管教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只
要来人证件齐全、手续完备，说什么就办什么，宣布哪个犯人减刑或提前释放，只
要有相应法院（当时的正式称呼为“公检法军管会”，人民法院是1975年才恢复的）
的《刑事裁定书》，就照办，当场放人。劳改部门的职能是执行单位，一切照法院
决定的办。克格勃的方案就是钻了这样一个空子。
监狱接待室的干部看了“任保安”出示的证件、介绍信后，按照惯例往监狱办
公室打电话报告。根据规定，外单位来监狱联系工作的，先去办公室，由办公室问
明意图后再通知相应的科室。片刻，从里面走出一个精神抖擞的瘦高个子监狱办公
室副主任杨大雄，脸上挂满了笑容，隔着老远就伸出了手：“您好！您好！”“任
保安”随杨大雄走进监狱头道门，来到位于狱部大楼二楼的办公室。坐下后，“任
保安”掏出照片、钢印齐全的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证和河南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
员会介绍信、刑事裁定书，放在杨大雄面前，以简短明了的语言说明了来意。
杨大雄脸上笑容不退，却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式，拿起面前的证件等一一检查。
“任保安”非常镇定，克格勃伪造的证件、文件，可以逼真得把真件放在一起也无
法分辨。况且，他已去过省公安厅劳改局，在介绍信上盖过一枚公章了。再者，省
高级人民法院确有任保安其人，一切都是找不出破绽的，他没有必要着慌。但是，
杨大雄比克格勃专家要高明，他一看之下马上发现了破绽。他外表不露声色，把证
件等递回去，使“任保安”误以为检查已经过关，嘴里漫不经心地问道：“任主任
是老法官了，经常出差在外？”“可不是，干咱这一行的，一年起码有叁四个月在
外面跑。”
杨大雄突然变了副脸孔，冷笑道：“哼哼！这工作证是1966年换发的，至今已
有5 年。这又不是美国的《总统宣言》，得像宝贝一样窝着藏着。你自己说一年有
叁四个月在外面出差，那这工作证掏出放进不知用了多少回了，怎么还是崭新的？”
“任保安”头脑里轰的一下，像是崩开了一颗炸弹。后来他在看守所一提到这
个情节就在同监犯面前大骂克格勃第一管理总局辖下的专门制造假证件的第14部的
专家。当时他知道苗头不好，却佯作不解，打着哈哈问道：“怎么，杨主任认为这
工作证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