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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书中，也都有些有关记载。中外物资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超过两汉。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丝路受阻。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Koyumal）和巴士高有玛尔（Bash—Kovumal）都发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的，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产品。近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发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的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发去绢帛若干捆。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部分靠内地供应。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衣物疏中，丝绸制品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当然，这种地方的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的需要的。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这些运送锦彩的人都是“商胡”。（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 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见《周书·吐谷浑传》）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的输出。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的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的。
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的萨珊王朝）买来纺好的生丝或役有捻好的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他们能够纺织华丽的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①。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的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的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到了公元553 或554 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6 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或者说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 和284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的两次尝试。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① 见法人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中译本第135 页。
久”。（见《丝绸之路》第148 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345—363），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北魏太安二年（456）和和平六年（46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平城。东晋和拜占庭的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的不同译名。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m，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的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是一件大事。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一是纸的西传，它比较早。一是造纸术的西传，它比较晚。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曹丕把自著的《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通常的文书大量应用简牍。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的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的文书。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六○五）桓玄的话当在元兴元年（402）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
从考古材料看纸的传播情况，新疆一带在汉代不是没有纸，但比较少。
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三张纸，可能是汉代的。至于其发现的粟特文书，斯氏虽定为东汉末年之物，实应写于永嘉乱后，这不是最早的纸。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纸，有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永嘉四年（310）等年号。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的纸，有奉始六年（270）、永嘉六年（312）年号。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最古的纸是隆安三年（399）的，日本桔瑞超等人发现过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乐经》和有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解放后，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大量文书，上起前凉，下至唐中叶。较早的文书有前凉、前秦、北凉、西凉乃至高昌的。从这些文物来看，魏晋时期大体上纸和简并用，十六国时代已成为纸的普及时期。此外，在焉眷、库车、巴楚、和阗等地，还发现过古代焉耆文和龟兹文乃至梵文残卷，其时代也不早于魏晋。有的书谈到，在萨珊王朝时期，纸已经传到波斯，但数量不多，价钱还很贵。至于造纸术的真正西传，还要晚到唐代天宝十载（751）怛罗斯战役之后。
印度离中国比较近，来往比较频繁，对于蚕丝和纸的认识比西方清楚，输入的时代比较早。季羡林指出在侨低厘那所著《治国安邦术》（Arthasatra）中说过：“侨奢那（KauSeya，野蚕丝）和产生在脂那（即中国）的成捆的丝”。《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几处讲到丝。语法学家波儞尼在其著作中用过Kauseya这个词。■胝厘耶和波儞尼，据说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作品，这可见印度对于蚕丝知道的很早。它既有从中国输入的蚕丝，又有本地的野蚕丝。它一直了解丝是虫子生的，丝是茧抽成的，就这一点说，印度人比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在唐代义净等人所著的《梵语千字文》等书字，载有绢、绫、锦、绣的梵语，而《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中所载有关梵语尤多。不过话虽如此，一直到唐代，丝绸在印度还没有普及。①中国外传的技术还很多，如冶铁术即其一例。中国的漆器、铜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黄、黄连等药材，以及茶叶等。输出都是从海陆两路。时代有早有晚。丝绸输出减少以后。瓷器就成为主要输出品，大批由海路运销，在英文中瓷器（China）竟成为中国的国名。在南洋一带考古发掘中，出土过汉代的陶瓷。在埃及西亚的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后的器物居多。茶叶在英语中叫tea，是从厦门话传译的，波斯语、印度语、俄语中叫cai，是从北方话传译的。名称的不同，也反映输出道路的不同。
从外国输入中国的技术和各种物产也很多。外国史学家喜欢谈论的是玻璃制造技术的输入。原来玻璃的制造以高卢南部和莱因河沿岸地区为最盛，后来才转移中东，三国两晋时期输入中国，称为琉璃器，为上层社会所使用。北魏太武帝时，由大月氏传来制法之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叙利亚、犹太和希腊人对于有色玻璃的垄断，至此被打破。人们把这件事和蚕种的输出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汉朝从西域输入天马、葡萄，以后始终为人们所艳称。曹丕在文章中盛赞葡萄和葡萄酒的甜美，以为“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艺文类聚》卷八七）西域的马，一直到南北朝后期仍在不断输入。不过这时已不是大宛马，而是波斯马。北魏秦州刺史元琛，遣使向西域搜求名马，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见《洛阳伽蓝记》卷四）梁武陵王纪也西通资陵（今伊朗东部）、吐谷浑，有马八千匹。前一个时期，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已经输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犀、象、狮子、鸵鸟、鹦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