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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士伍。。。或有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牣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③。这样，至永明三年（485）就激起了以唐寓之为首的农民起义。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也因为这样的检籍再也无法推行，所以到永明八年（490）齐武帝下诏：“既往之愆，不足追究。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④。宣布这次检籍完全作废。齐初大检籍以后，小规模的检籍仍不时发生。如在齐东昏侯时，“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诈注疾病，遣外医巫。在所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①。这样的检籍，当然也不会有多大成效。
除上述检籍外，统治者在编造新户籍时，也要依据旧籍进行户口检查，①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10—111 页。
①② 《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③ 《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④ 《南齐书·虞玩之传》。
① 《南史·废帝东昏侯纪》。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检籍。由于户口状况是不断变动的，所以封建政府窍隔一段时间要编造一次新户籍，这属于正常情况造籍；另外，在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时，为了适应新制度的要求，封建政府也往往要编制新籍，这属于特殊情况的造籍。后一种情况因与改革相配合，所以在争夺劳动人手方面，往往会取得巨大成绩。这种造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西晋太康元年推行占田制时，太康三年国家控制的户口较太康元年增加一百三十多万户，就是这一次造籍所取得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说过。
第二次是在北魏推行均田制三长制时，北魏中央曾派遣使臣到各地编定户籍，如派尧暄为“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②，派闾庄“为定户籍大使”③等。由于在均田制下农民能够受田，而且剥削较轻，所以大量隐漏人户就纷纷向国家呈报户口。北魏的户口猛增到五百多万户，当是这次与推行均田相联系的造籍的结果。
第三次是在北齐、北周时期。自北魏推行均田制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均田制度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隋书·食货志》记载的北齐河清三年（564）均田令和北周保定元年（561）后的均田令①，标志着均日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均田制度的演变，户籍格式逐渐定型为像西魏大统十三年那样的计帐户籍制度，这当然也要编造新籍。由于计帐户籍对人口的控制较严，所以北齐、北周虽为戎马倥偬的乱世，但两国人口的总数并不减于北魏盛世的人口总数，仍然达到三千多万口。
东晋南朝连续推行的九次土断措施②，主要是把北来侨民断入黄籍，使他们也像土著居民那样向国家服役纳税。但把侨民断入黄籍，不一定具有向大族争夺人口的性质。这不仅因为有些侨民原来就在国家白籍上登记，受侨州郡统辖，而且在侨民中也包括不少官僚、大族。但在土断的同时，也进行户口检查，许多隐户、流民也被编入户籍。如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规定“不得藏户”，司马“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附廷尉”③。萧齐初年吕安国曾“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④；所谓“杂民”，当包括各种无籍之人。陈文帝天嘉元年（560）的诏令说：“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⑤。这些被土断的隐户、流民等无籍者，就含有和大族争夺劳动人手的意思了。如果说检籍、土断只把搜检隐漏之人作为附带任务的话，那末，封建政府的括户就主要是为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了。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括户的记载不绝于史，而东晋一代尤为突出。
颜含为吴郡太守，王导问他：“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颜答：“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② 《魏书·尧暄传》。
③ 《北史·闾毗传》。
① 《隋志》载北周的均田令很简略，年代也不明确，从与它相联系的徭役制度来看，它的颁布当在保定元年以后。
②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346—356 页。
③ 《晋书·彭城穆王权传附曾孙纮传》。
④ 《南齐书·柳世隆传》。
⑤ 《陈书·世祖纪》。
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①。可见与大族争夺劳动人手，在当时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当时括户的干将有山遐，他为余姚令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②。庾冰辅政时，“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③。简文帝时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④。淝水之战前夕，东晋为“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⑤。东晋末刘裕当政时，因“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刘裕严申禁制，处死了“藏匿亡命千余人”的余姚大地主虞亮⑥。对结聚于山泽的流民群，东晋的官员或用武力、或以招抚，重新把他们控制到国家的手中。前者如海陵县的青浦，“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淮南太守毛璩“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⑦；后者加太末县的深山中，“有亡命数百家，恃险为阻，前后守宰莫能平”，江逌任太末令后，“招其魁帅，厚加抚接，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至”①。类似例子很多。
在北方，有几次著名的括户，规模要壮观得多。如前燕慕容 时，“百姓多有隐附”，仆射悦绾主持括户，一举“出户二十余万”②，朝野为之震惊。南燕慕容德时，“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慕容德“遣其车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以（尚书韩）■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③。北魏献文帝时，冀、定等“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献文令韩均往检括，“出十余万户”④。东魏武定二年（544），高欢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凡获逃户六十余万”⑤。北方的朝廷集权力量都比较强，所以才能主持这样大规模的括户。
封建国家对上述第三种类型的人——注家籍佃客、奴隶和僧尼，主要是采取控制发展的政策。
对于佃客，从曹魏规定的“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⑥，到西晋规定的品官可占有佃客一到十五户，再到东晋规定的品官可占有佃客五到四十户，再到北魏赐给王、公、侯、子臣吏十二人到二百人⑦，这些规定既是保护官贵的利益，也含有限制他们大量占有注家籍佃客这类生产者的用意。因为① 《晋书·颜含传》。
② 《晋书·山涛传附山遐传》。
③ 《晋书·庾亮传附弟冰传》。
④ 《晋书·王廙传附侄彪之传》。
⑤ 《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注引《续晋阳秋》。
⑥ 《宋书·武帝纪》中。
⑦ 《晋书·毛宝传附孙璩传》。
① 《晋书·江逌传》。
② 《晋书·慕容 载记》。
③ 《晋书·慕容德载记》。
④ 《魏书·韩茂传附子均传》。
⑤ 《魏书·孝静帝纪》。
⑥ 《晋书·王恂传》。
⑦ 《魏书·官氏志》。
这些规定等于宣布，官贵们超过规定的佃客和臣吏是不合法的，这是一层限制；这些规定也等于宣布，除品官有权占有佃客、王公侯子有权占有臣吏，其他人则无此特权，这是又一层限制。再说当时所谓皇帝给客、赐臣吏，也不一定实际授给，往往是在官贵已占有的大量依附农民中，政府按制度予以登记、注家籍，而超过规定数额的则不予承认。《南齐书·州郡志》上南兖州条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