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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科起源于曹魏。汉代的科只是普通名词，不是正式的法律形式。科出现于三国时期的理由：一、汉律繁芜庞杂，对紧急事项有必要规定简明的法规。
二、汉末混乱时期，须颁临时法令以解决非常事件，或对和平时期的规定作修改。
三、曹魏、刘蜀、孙吴初皆以汉为宗，不便明改汉制，新颁法令不敢以律令为称，故名之为“科”，以区别于汉的律令。①又《三国志·曹仁传》载曹仁“严整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贾逵传》注引《魏略》载杨沛治邺的方针是“奉宣科法”。这都说明魏新科具有统一法典的性质。魏科亦有为单行法令，如建安十八年的“甲子科”对汉的肉刑作了修改。这类单行法令性质的魏科还有“禁内学兵书科”、“禁长史擅去官科”（《三国志·常林传》注引《魏略》）、“禁酒科”（《徐邈传》）、“持质科”（《晋书·刑法志》）。魏明帝诏订新律时，以科入律，遂废。但不久又颁布新的科法。《司马芝传》：“（明帝时）芝居官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著者。”《魏志·三少帝纪》：“正元三年，诏其力战死其事者，皆如旧科，勿有所漏。”但此后所颁的科都仅是临时修改律文之义，属于补充行政细则的单行法令。
刘蜀一直没有制订新律。建安二十四年②，刘备令诸葛亮、伊籍、法正、刘巴、李严等五人共造蜀科。蜀科内容未明，但由五位重臣编纂，估计不是① 见《关于汉唐法典的二三个考证》，载《东方学》第十七辑，1958 年。② 蜀科制订年代史无明载。《册府元龟》载在刘备定成都时，即十九年。但《伊籍传》载时籍以从事中郎迁昭文将军，与诸葛亮等共造蜀科。十九年籍为从事中郎，二十四年，刘备称汉王，籍才封昭文将军。故采用二十四年。
单行法令，而是适应蜀汉军政实际状况的临时法典，与魏新科具有同样的性质。除蜀科外，又有《科令》两篇，《军令》三篇（《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大概是些单行法令。还有诸葛亮撰的《法检》，吕乂的《格论》，谯周的《法训》，可能是释律的著作。刘蜀国的军政活动中，未见有其他的法律形式记载，大概以科令为主要法典。
孙吴亦见颁新律。黄武五年（226）令有司写科条，郎中褚逢斋主执，陆逊、诸葛瑾裁定。嘉禾三年（234）孙权新城，又表定科令。赤乌二年（239）诏令“造三置官吏，皆依四科”（《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周鲂在诱降扬州牧曹休时称“东主有常科，悔叛还者，皆自原罪”。可见科是孙吴主要的法律形式。也有单行法令性质的吴科，如嘉禾五年的“盗铸之科”；嘉禾六年的“长吏擅去官科”；凤凰三年（274）的“出亡叛科”；天纪元年（277）的“实广州户口科”（皆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孙■传》）。“■初立，发优诏，恤士民。。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拢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吴科内容十分丰富，但除科外，罕见其他法律形式。如上所述，三国时期的刘蜀、孙吴两国法制甚不完备，既无新律，所颁科令对后世影响也不大。而曹魏则在大规模整理汉律的基础上，制订新律十八篇。魏国占据中原，又施行屯田政策，国力较蜀，吴强盛、有统一全国的基础，加上曹操以来的法治传统“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比较注重法治，故三国唯魏能立法。魏津在封建法典史上有一定地位，从体例上看，厘正篇第，以刑名冠于律首，这种篇章结构遂成此后封建法典的定制；从形式上看，魏律删繁芜，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提高了法律效能和律文的一致性：从内容上看，魏律改正“母出女嫁免坐法”及以八议入律都产生了较大的历史后果，为后来的法典所吸收。
西普时期魏末，司马昭秉政，嫌魏律科纲严密，本注烦杂，又偏取郑玄章句，故令贾充等人重新删定新律，参与者有太傅郑冲、司徒荀颔、中书监荀朂、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工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欣、骑都尉成公绥、尚书柳轨和吏部令史荣邵等共十四人，于泰始三年（267）完成上奏，晋武帝亲自审阅诏准，于四年正月颁行全国。因晋律成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
晋律共二十篇（一说二十一篇，但篇名无考），目次为：刑名、法例、盗、贼、诈伪、请赇、告劾、系讯、断狱、捕、杂、户、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关市、违制、诸侯。合六百二十条（《唐六典》记为一千五百三十条，误，见滋贺秀三的论述文章），二万七千余字。晋律篇章基本沿袭魏，分刑名为刑名、法例二律，又恢复汉的厩律，另新增卫宫、违制、关市、诸侯四篇，删去魏律的劫略、惊事、偿赃、免坐四篇。晋律用刑较宽，删除了魏律苛秽的条目，相对减轻了动辄获罪、轻重无情的弊病，更加适应于安定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体例、内容都较严谨和完善。卫宫律加强了对皇室和封建国家的保护；违制律规定了官吏渎职的惩罚，通过法治来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无疑有进步性。诸侯篇是针对分封制而设立的。西晋时，世族势力迅速膨胀，特别是一些显赫家族，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皇室势力相对削弱。司马氏政权要求各诸侯国、世族集团和地方政权无条件地服从皇权，反映在法律上，便是维持君臣上下关系的诸侯篇的产生。晋律自称“律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诸侯篇依《周官》所撰，以礼乐名分为中心，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意识和伦理观念。
贾充定新律，同时撰《晋令》四十篇。目次为：一户、二学、三贡士、四官品、五吏员、六俸、七服制、八祠、九户调、十佃、十一复除、十二关市、十三捕亡、十四狱官、十五鞭杖、十六医药、十七丧葬、十八——二十杂、二一门下散骑中书、二二尚书、二三台秘书、二四王公侯、二五军吏员、二六选吏、二七选将、二八选士、二九宫工、三十赎、三一军战、三二军水战、三三——三八军法、三丸——四十杂法（一说三十二篇，按实际篇名为三十二，杂三篇、军法六篇、杂法二篇、合四十篇），凡二千三百六条，九万八千余字。
晋令与汉令、魏令在性质上有明显差别，它以令设教，违令有罪才入律。也就是说，晋令以教喻为目的，不具备副法作用。先教化，后刑罚，晋令首开教令法之先例，在法典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使律令分离，令不再作为法律的补充形式，而独立为教令法，解决了汉以来律令混杂，互相抵触的矛盾。
晋科在法律中占很小的部分。魏时已将科入律，后虽时或有颁，但数量不多，晋不另设科，附于律年终晋一代，见于史载的独立科令，仅咸康二年（336）的壬辰科，内容是禁占山泽，属于律外科人，不久旋废。另有律学家杜预、张裴注晋律时，将科释律，起详明律文的作用，以防止一律二科。晋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形式：故事。贾充等人编纂令时，删定当时制诏之条，撰为故事，与律令并行（《唐六典》），共三十卷（一说四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四十三卷）。故事即旧事，指前代之事例，为习惯法，晋始编纂为成文法。晋故事的主要内容是百官行事及处分的规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晋书·刑法志》）。故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仅存在于魏晋间，南朝或称“簿状”，梁时改称为科，隋唐以后并入于“式”。晋律综合了汉魏旧律之长处，较魏律更为合理、严密和简明，对南北朝的法律皆产生重大的影响，南朝基本上承用晋律，北朝初年所编律令也大部采自晋律。
南朝时期南朝社会尚清谈不重名法，律学衰竭，法治混乱。宋齐两代皆未颁新律，仅是制订或废除一些令、科以补充或修改晋律。如永初元年（420）除“无故自伤残者补治士”，二年又诏定杖罪之科，元嘉有酒禁、戒坛铸佛像造寺观等科。大明七年，改定“隶杀长史科”。齐永明七年（489）尚书删定郎王植集张裴、杜预所注律，取张说七百三十一条，杜说七百九十一条，一律两家各释互异的取一百七条，互通的取一百三条，合共一千三十二条，成书二十卷。武帝诏令狱官详正，公卿八座参议。后宋躬整理王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