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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参看《晋书·李特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特分其众为两营，李特自居北营，弟李流居东营。他派阎式去见益州刺史罗尚，再一次请求放宽遣返回乡的期限。罗尚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流民，所以假意应允。阎式知道罗尚欺骗他，便说：“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阎式回去不久，罗尚果然调动步骑三万来袭击李特大营。李特率军反击，官军大败。于是众推李特为主，成立政权，自称行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进兵广汉。据《晋书·李特载记》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些措施，比西晋政权要好得多。巴蜀的土著地主，虽然也己结成坞堡，但是军事力量薄弱，不得不与李特假意周旋。及至李特屡败官军，攻入成都小城，罗尚退守成都大城时，特因军中粮少，乃分出部分群众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议：“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惠帝太安二年）。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告诫“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这些意见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罗尚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合兵袭击李特。李特大败，被杀。
李特被杀后，由李流继续领导作战。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与西晋政权斗争。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公元303 年十二月，李雄终于逐走罗尚，攻下成都。304 年，雄遂自称成都王；306 年，称皇帝，国号大成。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人李氏虽是略阳的巴族大姓，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等郡大姓，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之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的反晋运动，是完全符合广大流民的利益的。
成汉在建国初期，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远较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国为轻。《华阳国志·李雄志》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境内因而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国纷扰的时代里，初期的成汉政权，应该算是人民所拥护的政权。公元334 年，李雄病死。这时，成汉宗室内部，酝酿着一场权力斗争。
李雄之兄子班继位，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公元338 年，李特弟李骧之子李寿，又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李寿即位后，务为奢侈，大起宫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晋书·李寿载记》）。李寿死，子李势继位，淫杀尤甚，上下离心。347 年，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出兵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自李雄称成都王至李势降晋，立国凡四十四年。汉（前赵）的建立前赵的创建人是刘渊，其祖父於扶罗为匈奴南单于羌渠的儿子。中平年间（184—189），羌渠派於扶罗将兵助汉朝统治者镇压黄巾起义。羌渠被国人所杀，放扶罗便留在内地，自立为单于。刘渊之父名豹，为匈奴的左贤王。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也都用刘氏。刘氏是匈奴的部落贵族。这些刘氏贵族，虽然分领五部，却都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在生活上和文化上，他们已经汉化。刘豹死，刘渊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改为北部部尉。
八王乱时，成都王颖想拉刘渊率领匈奴五部帮他打内战，因以刘渊为北单于。刘渊到了左国城，受匈奴贵族们的拥戴，称大单于，都于离石。公元304 年，称汉王。公元308 年又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国号汉。汉廷设置的官职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还有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农等，这些都是汉朝官职；仅于临终前以子刘聪为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以西，此是匈奴称号。
刘渊死，子和立。刘和少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汉化也是比较深的。刘渊死时，受顾命之托的刘聪等都手握强兵。特别是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和与刘聪所处的对文形势是很难相安无事的。刘和发兵要消灭刘聪，反为刘聪所杀，刘聪即帝位。
刘聪也是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傅祇的子孙傅畅、傅纯、傅粹，大司徒朱纪、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志遐等，都是以儒士而仕于刘聪朝廷。刘聪大臣陈元达，是匈奴后部人，也是汉化很深的，他处处以汉族传统的治国道理要求刘聪。刘聪大兴土木，兴建宫殿，陈元达就上疏诤谏：“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佑之如子。陛下龙兴以来，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晋书·刘聪载记》）
刘渊、刘聪父子，依靠起家的是匈奴族五部之众。刘渊以刘聪为大单于，大单于所领就是匈奴人，刘聪所“握十万劲卒”也是匈奴人。据《晋书·刘聪载记》记载：刘聪时，“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在刘氏朝廷，大单于手握匈奴族强兵，地位仅次于皇帝，实际上又是皇帝储贰的地位。匈奴刘氏政权，特别在早期，应看作是胡汉的联合政权。但其士卒主要是匈奴人。匈奴人因受汉族统治者欺辱，心怀怨恨。起事之后，对汉人进行报复。这就加剧了匈奴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刘聪攻下洛阳，长安，俘虏了怀帝、愍帝后，大体上统一了中原。但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发展。石勒据有赵、魏；曹嶷占有东齐（今山东），刘曜坐镇关中（今陕西），鲜卑之众星布燕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刘琨为晋保有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刘聪获得政权后，很快生活腐化，荒淫奢侈。其子弟争权，各拥强兵。
宦官弄权，挑拨是非。加之连年战争，社会不安定，人民无法正常生产，饥荒频仍。在这种情况下，前赵的人民不断逃亡。如“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晋将赵固，郭默攻河东，至绎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晋书·刘聪载记》）。到刘聪晚年，刘氏汉朝已陷入上下不宁，分崩离析的局势。
流民和坞堡组织八王混战之后，接着刘渊、刘聪，石勒等起兵反晋，中原地区人民又陷入战乱之中，人口南移的不下九十余万。①不能或不愿外逃的，留在中原。逃亡也要有条件，或者依附世家大族，或者自相团聚，还都有最起码的川资和生活资料。携家带口，长途逃难，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口仍留在原地，在面临的命运中挣扎。当时留下来的人民求生存的一个办法，是组成坞堡以防守。有了坞堡，就可以防御小股的流寇。坞堡越坚固，人数越多，防御力量就越大。
顾名思义，坞堡是一种堡垒，内能住人，又可储存粮食。董卓的郿坞是东汉未年的建筑，但可以作为坞堡的典型来看。《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载：“（卓）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据说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年坞”，由此可① 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刊《燕京学报》15 卷第1 期，1934 年6 月。以想见大型坞堡的坚固，难于攻破。
坞堡组织，还可以上推到西汉未年。汉光武刘秀与五校农民军在渔阳一带作战，令“百姓各自壁以绝其食”，“视人堡壁坚完者，敕今固守”（《后汉书·陈俊传》）。堡壁之起和防边有关系，渔阳就是北方的边地。东汉初，北边备匈奴，沿边地区以及河北各地都筑有堡壁。光武十四年，扬武将军马成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陛，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侯”（《后汉书·马成传》）。为了防御羌族的骚动，汉光武以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奏请为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