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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提及：有关政治问题，“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这样，国共谈判也就接着升级，由“顾祝同—周恩来”升为“蒋介石—周恩来”，谈判的地点也由西安转到杭州。国共谈判消息传出，各界猜测纷纷。竟有传闻，蒋介石任命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这消息传进了李富春的耳朵。李富春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致电毛泽东：“据×××传播：南京已组国防委员会，蒋为总司令，阎、张及朱德为副主席，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红军编九个师。”毛泽东见了电报，大笑不已。他怎么可能去当蒋介石手下的一个省主席？！毛泽东于翌日，当即复电李富春：“所传非实，但谈判正具体化，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国民党政策正在转变中。”《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刚刚给李富春发了辟谣电报，又从彭雪枫那里传来“新闻”：蒋介石要派毛泽东出洋！彭雪枫原任红军师长，此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驻太原阎锡山处。在那里，他听到道路传闻，便给毛泽东发来了电报。毛泽东于四月一日给彭雪枫发了电报：“南京并无毛出洋之条件，华北消息系误传。”种种传言，表明了人们对于国共合作前景的关心，表明了人们对于毛泽东前途的猜测。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西子湖畔蒋—周会谈
既然蒋介石愿意跟周恩来谈判，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就同意了周恩来前往杭州与蒋介石谈判。
中共中央书记处事先拟好了关于谈判的十五条意见，交周恩来带去。
三月下旬，周恩来风尘仆仆乘飞机来到上海，先见宋美龄，把十五条意见交给了她。这样，当周恩来翌日飞抵西子湖畔时，蒋介石已经事先知道了毛泽东的意思。这一回，蒋介石见到周恩来，显得颇为高兴——三个多月前，他在西安跟周恩来见面的时候，是那般的尴尬。不过，周恩来果断、机智、干练地处理西安事变，给蒋介石这位黄埔军校的老校长留下很深的印象。关于这次“蒋介石—周恩来”谈判的内容，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四月五日有过一份近五千字的报告给共产国际书记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以下用引号标明的，均引自这一报告）。
蒋介石见了周恩来，对中共说了一番好话。蒋介石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这样的话，出自“剿共”领袖蒋介石之口确实难得。
蒋介石“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归过鲍罗廷。他指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中共中央这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显而易见出自周恩来的笔下。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这么写及蒋介石的谈话：要我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方能有效。人家都说共党说话不算话，他希望我们这次改变，要能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周恩来还写道：蒋介石“要我们商量一永久合作的方法，恩来答以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他要恩来赶快进来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恩来再三问他尚有何具体办法，他均说没有，但要我们商量”。周恩来以为，“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因为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不会无条件地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作”，“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
周恩来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思，表示中共可以负责起草纲领，可以写上“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周恩来甚至还表示，“我们可答应赞助蒋为总统”！这对于蒋介石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他早就梦寐以求成为中国的总统。
怪不得聪明的周恩来一眼就看出，“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
但是，中共采取拥蒋立场显然是有条件的。于是，周恩来开始陈述中共中央书记处那十五条……这样，蒋介石和周恩来在谈了“理论性”问题之后，双方又开始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讨价还价……军队依然是讨价还价的核心。这一回，中共“提价”：“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四万余人。”这数字高于西安谈判达成的两万两千五百人——虽说尚低于毛泽东最初“开价”的五万人。蒋介石则“还价”，连声对周恩来说：“四万人太多了，最多两万。”也就是说，蒋介石“杀价”一半！如此“开价”、“提价”、“还价”、“杀价”，使国共谈判充满戏剧性！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毛泽东笑谈“换帽子”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来到延安那简陋的黄土机场，不时望着天空。
一架双引擎的螺旋桨飞机，发出“嗡嗡”的轰鸣声，徐徐降落，扬起满天黄尘。穿着一身飞行服的周恩来，走下飞机，受到毛泽东等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的手，才和蒋介石握别，又和毛泽东握会。
周恩来把来自西子湖畔的信息，带到了延安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自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刚刚开过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如今，又聚集在窑洞里，听取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听得非常仔细，他作出了重要判断：“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那时的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和蒋介石谈判，必须把情况向共产国际报告。于是，四月五日，由周恩来执笔，毛泽东改定，发出了那份长长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既然蒋介石要求中共起草国共共同纲领，毛泽东也就召集政治局委员们于四月七日、二十日两度开会，进行讨论。这时的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内的地位得以巩固。他的政敌张国焘，在政治局受到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给了张国焘以沉重一击。
张国焘、王明对于毛泽东，犹如汪精卫、胡汉民之于蒋介石。不过，此时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只是动摇了，并未彻底垮台，犹如汪精卫此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真有趣，中共“一大”的主持者是张国焘，国民党“一全”大会的主持者之一是汪精卫，他们在党内的地位都曾高于毛泽东、蒋介石，又都被毛泽东、蒋介石所战胜。
张国焘和汪精卫此后的命运；又是那么相似：张国焘背叛中共，投奔蒋介石，当特务去了；汪精卫则背叛国民党，投奔日本，当汉奸去了……国共合作的消息，在延安传开，许多人想不开，一度引起了思想混乱。有人说，我们斗来斗去，斗得红帽子换成了国民党帽子！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论述了“帽子”问题：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上了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毛泽东接着又说及了中共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携手：过去因为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负起革命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