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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要员、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谈话会在庐山牯岭市街附近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里举行。会议由蒋介石、汪精卫主持。
虽说周恩来上了山，如他所言：“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周恩来还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战火正在山下燃烧，抗日成了庐山谈话会的中心议题。就连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此时在谈话会上也大谈抗日：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2
在宴会上汪精卫还发表了一通十分动听的祝酒词：我们现在耳朵里听着卢沟桥的炮声，眼睛里见着前线战士的拼命与战地人民的受苦，实在没有可以开颜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环境艰苦中，培养元气，生机不断，精神不死，实在可使我们感激奋发。谨此理由，满举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引自徐炳升《一九三七年庐山谈话见闻》，《上海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蒋介石呢？七月十七日，他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有这一段话，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段蒋介石语录，当时写遍中国的大街小巷。这是蒋介石对于抗日的最明确的表态。也就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倒十分真实：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承认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的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
蒋介石这段话，说了自己为什么“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即“不抵抗主义”的原因。蒋介石的另一段话，说出了这次采取抗日态度的原因：我们的东四省东四省当时是指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也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了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这番演讲，极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决心。照理，这一回庐山国共谈判应该顺利，却出乎意料变得异常艰难。谈判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之间进行。周恩来带着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上山，蒋介石改了两句，却又扔在一边。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加价”，弄得周恩来颇为为难。内中最明显的是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上一回，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之后，由“政训处”指挥。周恩来当即表示疑惑不解，问道：“委员长，政训处何能指挥部队？”蒋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领袖，我要他们指挥，他们就能指挥。”这一回，蒋介石又改口说：“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显而易见，蒋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这是中共所无法接受的。周恩来无奈，在山上给蒋介石写了一信：“此与来（注：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可是碍此后各事之进行。”蒋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不把中共放在眼里。
那些日子，毛泽东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接到周恩来发自庐山的电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怒气冲冲。他决心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七月二十日，署名“洛、毛”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庐山上的周恩来：
周转林：
甲，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
乙，我们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丙，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此处的“林”，指林伯渠。接到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随即下山，飞往上海了。周恩来等在上海会晤了宋庆龄，向她通报了国共谈判的情况。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等飞抵西安。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
毛泽东派了周恩来等上庐山，诚心诚意前来谈判，蒋介石要摆架子；当毛泽东令周恩来等拂袖而去，蒋介石却又忽地电邀毛泽东本人前来南京！蒋介石是那么的难以捉摸！人们常常以为，在重庆谈判时蒋介石才给毛泽东发来邀请电报。其实，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便已收到蒋介石托张冲发来的紧急电报，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刚刚在庐山上谈“崩”了，怎么又会邀毛泽东到南京会谈呢？毛泽东一时弄不明白蒋介石的用意，急急给周恩来发电报。
周恩来于八月二日给张冲发了电报，告知毛泽东的意见：如开国防会议，则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这就是说，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非到关键时刻，是不会去南京跟蒋介石见面的。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告知：“国防计划宜由周、朱、叶携往面交，不宜由电报拍往。”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
一、发表宣言。
二、确定政治纲领。
三、决定国防计划。
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
五、红军作战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八月四日张冲复电周恩来，说此次赴宁开国防会议。
这时，周恩来正和朱德在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接张冲电报后他俩于八月五日来到西安。九日，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飞往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南京公开露面，而且出席国防会议，这表明红军不再是“匪军”，已经赢得了合法的地位。借国防会议的机会，国共又开始了谈判——南京谈判。本来，这一回谈判，预计也不会太妙。正在这时，一桩新的突发事件，使国共之间的马拉松谈判，一下子加快了步伐。那是八月十三日，三十多万日军在统帅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指挥下，大举扑向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熊熊战火，已经烧到国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跟前了。蒋介石再也无法“委曲求全”，终于痛下抗战决心。十四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坚决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抗日战争从此全面展开。
蒋介石的历史轨迹颇为令人寻味：日军每逼近一步，他就向毛泽东靠拢一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今，大敌当前，兄弟携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日本“促进”了国共合作！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国共谈判变得顺利了。蒋介石也不再耍脾气了。
毛泽东在八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当天，蒋介石在谈判中迈出了一大步——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二十二日，这一任命正式发表，意味着国共公开合作。这时，朱德和周恩来已经急急离开了南京……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中共首脑聚集洛川私塾窑洞
在延安之南有一座小县城，名叫洛川。在洛川城东北方向十公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名叫冯家村。全村只有一条街，四五十户人家而已。不过，小村靠在延安─西安公路之侧，交通倒很方便。朱德和周恩来离开南京，途经西安，马不停蹄地直奔这个小村。
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