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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那么民主也永远只是口号而已！
吴锦发：这还是文化教育问题，你看我们的电视剧，在不知不觉中还在传递皇帝、奴才的讯息，你看皇族多威风，剩下的人只有拚命叫：奴才如何，奴才如何，这整个文化教育的观念如果不改变，中国人的性格就很难有大改变。
刚刚我引述我朋友的话没讲完，我朋友说：他被日本文化击败，回来之后很痛苦，但是很痛苦之下，他得到了反省的机会，他是如何被打败的呢？他说他去日本青森县，发现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他在那儿发现一个弹三味线的老人，老人没有念书，只会弹三味线，但成了国宝，日本政府和民间，对那个老人又尊敬又关心，把生活照顾得十分周到。又看我们这儿也有过一个陈达，但是陈达的晚年却那样悲惨，这反映了两个民族对文化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另外一件事是：岩手县的岩手市山上的游乐场，有一尊铜像，是一个诗人的，还不是全国知名的诗人，但是全身铜像摆在可以鸟瞰全市的山顶上最重要的位置上，另还有半身像，摆在市区最热闹的街道旁，诗碑塑在火车站前。这里面又反映了他们对文化人的宝爱和尊重。
柏杨：说来话长，这也是我们传统历史中的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有权力者，他们从来不重视知识份子，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靠枪杆打来的。所以中国人只崇拜官，因为官可以使他名利双收，这是劣等文化的特质。
杨青矗：刚刚说到近代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问题，我想近代日本的文化没有像中国文化凝固得那么厉害！
柏杨：因为他们没有科举官场！
杨青矗：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把传统封建的文化作了改造，他们之后的表现，有许多地方真令人感到惊奇，他们竟然改造得如此成功。
柏杨：讲到对文化的重视，无论是巴黎或米兰，都有许多街道是用小说家、诗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还有法国的法郎，上面的人像，很多是作家，日本也是如此。
杨青矗：对，他们用夏目漱石的像印在钞票上。
柏杨：中国政府和官员决不会有这种尊重，中国人把这些人一概称为「匠」。不仅如此，中国人什么都落后。例如：建筑，一百年之后，恐怕再没有人盖中国式的房子。
杨青矗：现在我们穿的服装也全是西方式的。
柏杨：不只是服装，你的头发、你的眼镜、袜子，以至于内衣、内裤、住、行、育、乐、绘画，统统是西方的，说起来真痛心。我记得抗战胜利那一天，我在大学念书，大家燃起了营火，想好好狂欢庆祝一下，可是我发现我们竟然不知道要如何表达！不会跳舞、不会唱歌，我们这种文化至少落后台湾原住民一百年，连唱歌跳舞都不会！熊熊的烈火之下，大家一个个呆瓜似的站在那里。我想如果是美国胜利、德国胜利，或者是日本胜利的话，他们的人民学生一定狂歌狂舞。我们文化僵硬成这样，说明我们的民族没有生命、没有活力。
有很多朋友向我抱怨，他们在美国受到种族歧视，我告诉他们：做人要知道感恩，人家愿意收容我们已经不错了，哪里没有种族歧视？但要靠自己努力，不要像现在，连保护自己还要人家教。
在美国时，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被邻居的狗咬了，中国人就是这样，咬了还不是白咬，他女儿到学校上学，她的美国老师看到了马上说：「这怎么可以，一定要告他，不可以使他们认为东方移民可以欺负。」于是才去告他。中国人许多地方都是懦夫，为了怕事，宁可丧失尊严。
杨青矗：刚才说，这些都是民族性的问题……
柏杨：不，我不认为是民族性的问题，而仍是文化问题，新的文化产生后，这些现象一定会改善。
杨青矗：唔，这样说有道理，我也可以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上一次到日本，约好要来接我的朋友结果没有来，我提着两个大皮箱想打电话又不知道怎么办，人家告诉我，你就把它丢在那儿，没有人会偷的啦，于是我便真的把它丢在那儿，跑出去打电话，回来之后果然皮箱还在那儿。另外，我跟朋友坐火车到东京，途中天气热，我把夹克脱了，下车时忘了拿，我朋友说不会掉的，再过了几天，他带我到火车站柜台去查询，告诉他坐车的时间，夹克的颜色，他马上就找出来还我。以那件夹克来讲，在台湾我想一定是遗失了。我从日本回来之后，有一天在高雄市议会地下室开会，由于下雨天，我穿雨衣去，把雨衣脱下来挂在市议会地下室的门柱上，我回去时忘了带回去，我打电话去问，他们说没有看到雨衣，第二天再去找也没有发现，雨衣明显的是遗失了。
我想这些事就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民族性……。
柏杨：不，不……我觉得这仍然不是民族性的问题，这是治安问题。
杨青矗：我是说日本可以做到路不拾遗……。
柏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台湾在日本统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大陆上也有路不拾遗的时候，这是治安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文化出毛病的话，很多问题就来了。
张香华：我想杨青矗说的民族性和柏杨说的文化问题，有许多相关性，杨青矗是说这是两个民族之间的行为表现的差异，柏杨是说这是长久文化道德累积下来的差异……
柏杨：我想……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文化的原因使我们一直无法建立「法治」观念。
张香华：我倒认为那是中国人有贪小便宜观念，中国人气质里面，有一个缺点：就是贪小便宜；还有，就是：不诚实。
我们的生活教育之中一直没有好好告诉我们：「诚实是一个美德」，起码不太强调这一点，反而教导我们应付事情的方法，只要把它摆平就好了，做得通就可以了。而没有教导：做事的方法之中，有一些基本的德行是一定要注意到的，譬如说：一件雨衣并不值多少钱嘛，不是贵重的东西，那为什么会不见了呢？那就是拿走它的人，拿的时候有没有「罪恶感」的问题。
有一次，一个西方人告诉我：「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我听了觉得很不好意思，很羞耻。还有一次，我和一个法国朋友到故宫去参观，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置，结果另一个男的，身手比我快，把车绕到我前面，一插把位置就插走了，还回过头来，满不在乎的对我笑着说：你去别的地方还找得到。我听了很生气，那个法国朋友向我说：「你们中国人真是有办法！」我觉得奇怪，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看，他这样就停了车。」我反问他：「你们法国人不做这种事吗？」他说：「也有，不过反应不一样，法国人也会向对方争执，对方一定会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是有急事！但是中国人不一样，对方那个中国人，只会嬉皮笑脸说：你到别的地方去找嘛！位置还有嘛！」
法国人内心里知道他错，所以会为这种事抱歉，中国人良心上毫无责备。
我觉得这件事反应出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是更严重一层的败坏。
柏杨：有些人还觉得很光采咧！这是很可怕的价值观。
杨青矗：还有一点，提到雨衣的事，我还有一个经验，刚搬到台北来时，在高雄骑的摩托车，我把它骑到台南，然后决定把它托火车运到台北，我那摩托车箱中有一件新买的雨衣，货运单位的工人告诉我，没有关系，他会和摩托车一起包装，把雨衣绑在座垫下，包装要多五十元，我看他打包完，坐车到台北，到台北我拿提货单去提车，打开一看，雨衣不见了！像这种事在台湾实在很普遍的。
吴锦发：你说民族性，勒滂博士是用另外一个名词叫：「族群性」，他认为族群是一个绵衍不绝的生命体。
所以族群性当然和他们的文化传沿有关，但这文化传沿并不一定永远一成不变，这种文化价值观事实上是可以经过努力改造的。刚刚说的雨衣事件，当然治安和「罪」的观念的因素都是有的，而且它们还彼此影响，所以才产生了这种现象。
我有一个朋友在日本很多年，他曾说：「很奇怪，中国人和日本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