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响，所以才产生了这种现象。
我有一个朋友在日本很多年，他曾说：「很奇怪，中国人和日本人外型上差别不大，很难分清，但是走在东京街上，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只要看他过马路就知道了，日本人看到绿灯一亮，就信心十足走过去了，中国人一定要犹豫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车子冲过来，确定没有才敢过马路！」连走路都没有信心，这种行为就成为他族群行为的特征之一。
我还有一个痛心的感悟，我觉得在中国的历史中，很少看到像我们现在那么堕落的知识份子，知识份子是社会「最后的良心」。但我们现在的知识份子却一点道德勇气也没有，他们做为「最后的良心」的觉悟一点都没有。原因是：在我们的社会上主张正义，非但得不到鼓励，却还常常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我看长久下来也会影响我们的族群性。
还有刚刚提到的，台湾的中国人现在富有了，但人性却急速的堕落，像办丧事也跳脱衣舞……。
杨青矗：那是中国人爱面子、爱热闹。
柏杨：中国传统文化堕落那么快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人像浅碟子，吃三天饱饭，掌了三天权，就开始忘了自己是谁，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自我膨胀，我们的社会情况还没有可以堕落的条件，就开始堕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爆炸性问题。
吴锦发：我昨天访问李昂，她提到我们的中产阶级在富有之后就堕落了，我说不只是中产阶级，连低层阶级也堕落了，不少人把脱衣舞请到坟地上去跳，结果要下葬了，却找不到「孝子」，因为「孝子」也跑去看脱衣舞了。
相对的，要挽救这种堕落，有人就一天到晚喊：复兴传统文化！最近我读《资治通监》，我想，我的天，这些杀人如麻的文化，要怎样复兴才好。
柏杨：文化一旦衰败，就不可能「复兴」，一定要扬弃落伍的部份！
吴锦发：对，像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也是非常落伍封建的，有很多制度也是很残忍的，但为什么他们经过维新之后能进步那么快？我想主要是他们勇于反省！
另外，就是他们现在也还有不民主的地方，譬如：他们对「部落民」的态度，也是极不公平的，但是你看，他们的作家那么勇敢的来控诉这种不平，也没有人说他们在「挑拨种族感情」！他们甚至有些有良心的学者到台湾来放映日本人在抗战时的暴行影片，他们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再走那愚昧的路，也不要向后代说谎，如此的行为，如果中国人不是要说是「叛国」了吗？
柏杨：这样的国家才是健康的国家，才是强大的国家，才是使人尊敬的国家。
吴锦发：我想这和我们的教育方式有关，我们从小课本就教育我们：「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人教育子女却是：「我们地狭人稠，所以我们要努力才有饭吃！」因此他们自小有忧患意识！
还有一个问题：人家都说我们中国人喜欢把遗产留给子孙，替子孙着想，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把环境生态破坏成那样？我们要留什么给子孙？
柏杨：你要知道，老观念并不是把遗产留给大家的「后代」，而只是留给他的「儿子」，所以这也是我们文化中落后的部份！真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落后的部份彻底扬弃，建立新的文化！当然，我知道所有的改变中，文化的改造是最困难的，但是为了后代子孙，却非做不可！
吴锦发：今天的访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尽兴的谈了那么多那么久！
我和杨青矗整整打扰了柏杨夫妇一个下午，离开时张香华女士开车送我们下山到新店搭车，车沿着山路蜿蜒下来，张女士一直客气的说：希望我们有空再去聊聊。我看着雨中雪白的油桐花，脑海中却一直回荡着柏老临出门时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为什么要国家强大？人民过得幸福快乐更重要！」那句话突然插在我们今天的谈话末尾，给了我巨大的震撼，那话中所隐含的深刻的人道精神，更使我对柏杨的思想内容有了更透彻的领悟。
中华民族是不是受了诅咒？·李怡
⊙访问者李怡先生。
⊙文载一九八七年四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
柏杨先生和夫人张香华女士，应香港电台和《星岛日报》的邀请，于本年（一九八七）三月七日至十四日访问香港一周。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嘉宾，颁奖给香港电台和《星岛日报》主办的「开卷有益」征文比赛的得奖者。
柏杨先生抵港前一周，正值大陆的《光明日报》刊登文章批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这个新发展，是柏杨访港的时代背景之一。台湾去年底以来，容忍反对党参选及一连串的开放措施，是柏杨访港的时代背景之二。香港在英国统治一百多年后，已定于九七年回归中国，则是柏杨访港的时代背景之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访谈遂围绕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而展开。
话题虽严肃，但柏杨先生的谈话却风趣生动，一如他的杂文和历史着述一样，尽管其内涵往往有笑中带泪的痛心。
访谈在柏杨下榻的海景假日酒店进行，时间是三月十二日上午，香港立法局刚刚通过限制言论自由的《公安（修订）条例》之后不足十二小时。
李怡：先谈谈你在香港停留这五天来，对香港的印象吧！你似乎接受了不少记者的访问。
柏杨：不错，但大多数是邀请我来的香港电台和《星岛日报》安排。
李怡：全部的访问都接受吗？
柏杨：除了两个，一是「新华社」，二是《香港时报》。「新华社」不用说了，我身在台湾，有事实上的困难。至于《香港时报》，我们都是台湾来的，可是它平时却疯狂的排斥我，比台北的《中央日报》还严厉，从来不提我的事，不得不提到时，不是删除就是丑化，我何必再亲自送上门提供它一个诋毁我的机会？其实那位记者也不错，很诚恳，问题是稿子写了还不是交给编辑？「新华社」丑化我，我不在意，反正我无可奈何；但是对《香港时报》，我绝不给他们机会。
李怡：对香港其他方面有什么看法或印象？包括外面那座让你赞不绝口的天桥（指尖沙咀东部的行人天桥）？
柏杨：我的印象既粗糙又肤浅，但是就拿那座天桥来说，我所走过的一些都市中，包括罗马、巴黎、马德里、纽约……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天桥。香港是个殖民地政府，这和在自己的花园里盖东西不一样，既是殖民地政府，它可以不必建这么好的天桥，甚至根本不要天桥。台湾的天桥也多的是，可是有哪一个建得让你觉得美观？这使我很感慨，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个统治者，他不仅关心实用问题，还能关心到你的感受，注意美化的功能。
张香华：昨天一位学建筑的朋友说，香港六○年代到八○年代的市容有很大改变，主要是希望能把它弄得更像样，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柏杨：这话虽然不错，但是大陆也希望人家来投资呀！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能够这样做，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眼光见识。
比方脏乱问题，前天我们到尖沙咀东部海滨公园去走了一下，觉得那地方很干净，竹篱笆剪得很整齐，里面也没有脏东西或大小便……
李怡：当然不可以！怎么可以在那里大小便？
柏杨：当然可以，怎么不可以？这个「当然」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当然可以。尤其在半夜或人车比较少，附近又没有厕所的时候。
李怡：所以这是「当然可以」和「当然不可以」的问题。
柏杨：对！「当然」问题实际上就是个文化问题。好比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当然要互相帮助，背后不要下毒手。但是如果是另一套文化，他的想法就不一样，既然是好朋友，当然背后要下毒手。别人没法这么接近你，我不下毒手谁下？
一位大陆朋友来我这儿，「咳」的一声就向地毯上吐了一口痰，我大喝这不可以……
李怡：这里？不是吧！
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