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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又一次必须迅速行动，必须搭救奎里夫人，我说服了她离开家（ 她带了帕特
里克躲到科雷齐她嫂嫂那里去） 。乔琪和我又一次得起锚转移。往哪个方向呢？ 我
们思索着：我想到斯巴克，苏珊和克罗德他们那里。
我是1942年夏天才第一次见到他们的。这个时候，我到博乔莱街他们的住所通
知他们的朋友索科尔夫妇被捕了。他们听到这消息，表现得很镇静，当时给我印象
十分深刻。他们没有一分钟怀疑过索科尔夫妇，确信这两个人宁愿死也不会招供的。
事实也是这样：索科尔夫妇的名字列入反纳粹烈士长长的名单，他们把这个秘密，
同其他许许多多秘密一起，带进了坟墓。
我们彼此信任，这是我下决心的最好保证。于是，乔琪便到斯巴克家去，告诉
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向她保证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我。这是黑夜里的一线光明。
克罗德到徐雷纳我房间来看我。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这是多大的安慰啊I 眼前
最急迫的是给我找个隐蔽的地方。我们一致同意，这必须是同抗敌人员没有关系的，
第二个前提是必须同法国共产党恢复经常的联系。
首先必须找个藏身的地方，因为绝对不可能在徐雷纳再呆下去了。暂时要先躲
起来，然后再到更可靠的地方去。乔琪在舞蹈班的那个朋友丹尼丝把夏巴奈街自己
住的阁楼的钥匙交给她。我们便在11月24日晚住到那里去。我是勉强采纳这个办法
的，因为总有点不放心，觉得丹尼丝不大靠得庄，觉得也许我们正好自己送上虎口。
我在惊慌不安之中度过24号到25号这一夜，没有睡觉，注意听着周围的声音，每分
钟都准备看见那些先生们突然在门口出现。
第二天—天亮，我们便离开这个可疑的地方到斯巴克家去，我们真正松了一口
气。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幸而我们匆匆转移了。因为，丹尼丝被捕后，倾箱倒箧，
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她讲出了奎里一家的地址，于是马上得到了释放。
这时，潘维茨的确以为自己得手了。恶狗群扑到了那座别墅，但是太迟了。吹
响合围号角的时间还没有到。虽然，当时奎里先生在那里受到了惊扰。
潘维茨又转移他的火力。他安排了一个圈套，寄以很大希望。他确信帕特里克
是我的儿子，便想利用他来要挟我，因为他打听到奎里夫人带着孩子躲起来了。他
就让一个所谓“邻居”给她打电话，说她的丈夫摔断了腿，她必须赶紧回去，但是
这个圈套太显眼了些，奎里夫人猜到了危险，便留在科雷齐不走。
别动队队长并不灰心。就这样，他决定了，既然奥托的“儿子”不愿到我们这
里来，我们就移樽就教吧。于是，他布置一次出征，去科雷齐把那个小帕特里克找
来。虽然戈培尔博士在这1943年底高叫他深信第三帝国将会得胜，潘维茨并不把这
些大言不惭和安定人心的话当真。他很了解科雷齐是在游击区，所以布置了一次真
正的军事行动。塞满了武装盖世太保的车子出动了，目标是：“红色乐队”的一个
危险分子，年龄四周岁。
任务完成了，潘维茨高兴得直搓手掌。他追捕我追捕了两周，现在自认为掌握
了逮捕我的关键。他想，“大首长”
的儿子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把他老子揪出来。他满怀信心，
特别是因为进行了一次试验，他认为是决定性的。他把我的照片拿给小帕特里克看，
叫他认认“那个先生”是谁，结果听见他叫道：“爸爸那努”。这就肯定无疑了。
但是别动队队长并不知道帕特里克一向是这样叫我的，就象他一向把奎里夫人叫做
“妈眯安妮”。
我一方面为潘维茨犯错误而高兴，同时十分担心小家伙的命运。我也估计到潘
维茨要千方百计抓到乔琪。后来，我们得悉盖世太保的人对如何处理帕特里克，意
见分歧。一些人想把他遣送到德国去，另外一些人主张把他留在手头边。
由于无论如何不便把他关进牢房里，他们便把他和奎里夫人一起放在圣杰尔曼
德国人所征用的一所私人学校，直到1944年土月以后才把他们转移到徐雷纳，德国
人日以继夜地监视着他们。这样，他们希望我受不了同我“儿子”分离之苦，会在
附近徘徊，自投罗网。
潘维茨大错特错了，我现在藏在斯巴克家里。尽管我对他们完全信任，但是，
他们这个地方同我以往躲藏过的地方比起来，毕竟是最不安全的。我知道他们夫妇
俩都参加了抗敌活动，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他们参加到什么程度。特别是苏珊，
她同时从事多种地下活动。1942年，她致力于拯救犹太儿童，参加全国反种族主义
运动。但是，1943年9 月她收留我时，我并不知道她还为好几个戴高乐派和共产党
的组织工作。她参加了最危险的活动，但对危险却一点不在乎。
因此，她最容易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分手比较谨慎些。以后
的两夜，我们是在路弗尔附近的奥拉托利教堂度过的。这次收留我们的是教堂牧师，
他一向提供房间，收藏苏珊从德国人魔爪下抢救出来的犹太儿童。
多亏斯巴克的帮助，我又从奥拉托利教堂到了一个养老院。看来，这是躲避盖
世太保最好的地方了，但是“养老”
这两个字却使我背上发凉。
第二十六章 大战盖世太保
我三十九岁，是“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却不得不在一间安静的屋子里，扮演
多多少少已经老朽的退休者。这儿叫白宫，位于布尔·拉·雷尼。但是，我没有选
择的余地，只好决定装扮成一个多病的养老者，靠一个女看护照应。乔琪肯定是不
能留在这里了。我们请了一个人，叫梅太太，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歌手的遗孀。她恨
透了纳粹，准备参加地下斗争。多亏了乔琪，找到了这个稀有的宝贝（ 要找一个完
全信得过的，准备好对付这样风险的妇女，不是容易的事） 。对外来说，她是我一
个老姑母，忠心耿耿。实际上，她当联络员。
起初，我在白宫过着安静的生活。但是，我发现好几个住院的人，看来同我一
样，难以保持扮演安安静静的老人的角色。许多迹象泄露了他们的年龄和真正的职
业。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觉得他们好象我那样是来躲开德国人的耳目的……气氛
是很友好的，但是彼此都保持一定距离，好象害怕别人多嘴多舌，并且大家都在自
己的房间里吃饭。的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养老院。
要对付潘维茨的计划，虽然希望并不大，但是仍然值得试一试。因此，9 月底，
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想必还记得，我在头一封信里告诉他说，我在苏联反问谍人
员的陪同下到瑞上去。但是从那以后，他发现我到过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
…由于我必须给他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我就告诉他，在反间谍人员的同意下，我
已回到了巴黎。
我这种说法会引起什么反应，那是马上可以想象得到的；啊呀，人家会对我说，
你难道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有告诉别动队你在巴黎吗？ 对于一个逃脱了的，
并且仍在逃走的人来说，你得承认，这是个奇怪的行为！这等于给猎人指出猎物的
脚印，你冒着极大的危险啊。——我很了解这种吃惊的心情。但是，我得回答说，
应该考虑到一个盖世太保特务比较简单的心理；只要你告诉他你在巴黎，他就会到
欧洲四面八方去找你！
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巴黎是地下工作者的乐园。一个人遭到追捕，只要能够
断绝以前的关系，就很有可能逃脱追捕他的人。 我在信中故意表现得镇静而有
把握，对别动队的态度表示愤慨，指责它有意制造恐慌，逮捕同我情报网无关的无
辜者。我又说，以后，我如何对待别动队，就看被捕的人是否得到释放。
潘维茨自以为别动队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大赌博”，现在却被我的信弄得
不知所措。他揣摩我的意图，不了解为什么我逃跑以后并没有向情报中心揭露全部
真情。显然他不知道从1943年2 月朱丽叶事件以来，莫斯科对真正的局势是一清二
楚的。
我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法国共产党同情报中心恢复稳定的联系。我希望依靠苏
珊·斯巴克做到这一点。虽然她不是党员，但是在拯救犹太儿童的斗争中，她同一
个年青的医生歇托克博士合作，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