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跟他走。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谁也不说一句话。黑夜已经降临，但是我颇为熟悉
莫斯科，可以估计出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开去的……到了捷尔仁斯基广场，即使我还
有什么疑问的话，这时也消失干净了，那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就座落在这里。
我们一跨过第一道门，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就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到了第二
道紧闭着的门。那个上校一点也不离开我，一句话也不说，便上前按铃，然后通过
门上的小窗眼，同一个什么人交谈了几句。门开了，我们便到了这个大衙门的接待
室。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条，交给了值班军官签字，然后向我转过身来。大大
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长时间地、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我可
以作证，他的眼睛闪着泪花。最后，他走了。
我四面看看……有如身处大雾的云烟中。然而，现实刺得我眼都花了：我是个
囚犯，是卢比昂卡的囚犯。
第二章 卢比昂卡
这个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在全世界，卢比昂卡是内政部恐怖统治的象征。
在莫斯科正中心，就是内政部的大楼。大楼中央，修建·了一座小监狱，专门接待
几百名“贵宾”。从部内到各牢房里，有长长的走廊接连，用不着走到外面去。这
样，大家就都在“家里”。
我在候审室里，每边都有十几个小单间。人家把我叫进其中的一间去，里面的
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门在我背后砰地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我毫无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失去了
反应的能力。我觉得我的脑袋空空洞洞，什么也进不去。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
的胳膊： “是的，是我，就是我在这里，在卢比昂卡当了囚犯。”
有人开门，把我从这种半昏沉状态中惊醒。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为什么你不
脱衣服？ ”
我明白这个穿白罩衣的下级军官是在对我说话，我便回答说： ’“为什么
脱衣服呢？ 这里又没有床！”
“脱衣服，别多问！”
我照办了，然后赤条条地等着。门又开了。两个也是穿白罩衣的人走了进来。
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仔细搜查我的衣服，把我口袋的东西放在一堆。当他们完事了，
其中一个人命令道：“站起来！”
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要不是差个听诊器，我还以为是在大夫的
诊所哩。他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叫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他让我举起双手，摸
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举起来，高一点！”
“转过身来！ ” （ 我照办了） “用手抓住屁股，扳开来，扳开一点，更开
一点。”
他弯下身子，凑到我屁股后面。我忍无可忍，向他叫道：“你在那里面丢了什
么东西吗？ ”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没有炒过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兰中途停留时买的
……
“这是什么？ ”
“大麦……”
我很高兴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让我们带进监狱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
来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领带，鞋带、挂带等等。我在一大堆废纸上签了字。然后，
一个中尉又来签了一张收据，证明有些什么东西“交”了给他，接着便叫我跟他走。
我们沿着长长的，一个人也没有的长廊走去。他打开了一道门。我走进了一间牢房，
里面放着两张床，在其中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人，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被子上……
“这是你的床，脱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从了，但是睡意不来，一夜我都睁着眼睛。每三分钟，门上的小窗眼就要
打开，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由于我张开着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宁，他一动不
动地观察我。这一夜我上了第一课：如果你不睡，你还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安
静一点。
清晨，从小窗口伸进一只手，把“早餐”送进来：一碗发黑的水，要是你不去
尝尝的话，倒有点象咖啡，一点点糖和一片面包。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面包
是吃一天的。”
我咽了一口咖啡，但那东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面包，粘得象发面似的。对于
所有这一切，我都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好象同我无关。我的同伴醒来了，打个招
呼，便不说话了。他是个军官。
四天过去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 第五天早上，换班的时候，那个下级军官问道：“你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
“有，”我尽量用强硬的语气回答说，“我想见监狱的领导！ ”
一个小时后，一个上尉走进牢房来：“什么事？ ”
“我想马上见部的领导，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两天过去了。一个军官来到我那里，叫我跟他走。我们经过长长的走廊，到了
一个小房间。一个女人把一张收条交给那个军官。又来了一个当官的，在一张证件
上签了名——唉，这种官僚主义——他带我通过另一条没完没了的，但是铺着地毯
的走廊。我们走进电梯。他打开一道门，把我引进一个大厅里。地上是一块大得无
比的红地毯，墙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严肃，胡子沉甸甸。 “他”
注视着一切。在一张很长的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年纪还轻，结着一
根十分漂亮的领带，立即引起人家注意。
他站起来，走近我，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对我说：“啊，原来是你！是你参加了
反革命分子柏尔青和他的同党那个大情报网？ ”
他说到后几个字，嘴巴由于憎恨而歪扭起来。我没有答话。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
“要不是那么奢华，我还以为是在一个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让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门窗，用手指着外面的监狱问
我；“你知道你住在那里的又是什么地方？ ”
“我想象得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叛国集团把你拉进去为外国工作呢？ ”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
“将军……”
“将军同志，”我接着说，“我并不是为一个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
红军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变话题，
问道：“为什么你要求会见部里的什么人呢？ ”
“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我还没有得到答
复。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挽救情报网战士的生命问题。我要求你去见情报
中心的领导人，商量如何安排这个行动。”
“以后要办的。目前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的是回头路，一直到那个分界线上的房间，从那里起，一边是部办公室，
一边是监狱……收条又要一张一张地签署，就这样，我回到了牢房。
两天之后，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在等候。
他们是属于情报部门的呢，还是属于“斯梅尔希”的呢？ 总之，他们很熟悉我的问
题。
“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吧。营救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办不到的。他们大部分都不
是情报部的军事干部。”我捏紧了拳头，免得吼叫起来……
“但是，‘红色乐队’的战士，难道他们就不是军事干部吗？ 难道对你们来说，
他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他们为胜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件事：把潘维茨和苏科洛夫（ 肯特） 弄到莫斯科来。
如果你有些什么具体建议要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照办。”
“好吧，我说，两三天内，我就搞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我问道：“你们同潘维茨有无线电联系吗？ 如果没
有，能否迅速建立联系呢？ ”
“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可以同他通讯……”
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竞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
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直到1943年9 月我逃跑时，潘维茨和他
的上司确信情报中心并没有识破‘大赌博’。他们害怕我逃跑后，就把事实真相告
诉莫斯科，因此，潘维茨便让人到处张贴追缉间谍让·吉尔伯的告示。他以为这样
一来我在情报中心那里便‘完蛋’了。”
“是的，”其中一个军官补充说，“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