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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 ”
勒福托沃的看守，要比卢比昂卡的凶恶得多。囚犯没有一刻安宁的时间，他们
无时无刻不停地打开小窗眼，找出各式各样的借口，一个小时走进牢房里十次：
“你走动得太多”，“你坐的时间太长”，“你动弹的不够”等等。至于饮食方面，
我以为已经尝过最坏的了，但这里的比卢比昂卡的还要坏。
每天晚上十时左右，监狱便醒过来开始非常紧张的夜生活：门不停地砰砰作响。
押去受审的人来回啪嗒啪嗒地走动……我到了不过几天，就轮到我头上了。
审问我的上尉给我提出了奇奇怪怪的问题：“你给我说说，一个象你这样的波
兰公民，怎能进入苏联的？是谁帮助了你？ ”
他听我回答，但不作记录，粗声大笑，厚颜无耻。审问持续了一夜。过了几天，
我——又一次！ ——给带去受审。
还是那个上尉，他再次发动进攻：“那个所谓共产主义大学，就是你在那里读
过三年书的，那帮子头头现在怎样了，你知道吗？ ”
我给他讲了几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名字；马希列夫斯基，布博津斯基，弗伦金纳
……
“所有这批家伙都暴露了，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你不知道吗？ ”
“要是这样，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这批家伙当中的一个，我为此感到
自豪！ ”
他冷酷得象座冰山……
“可惜你当时离开了苏联，不然的话，早就把你结果了，我今天就用不着在你
身上浪费时间！ ”
然后，又是老调重弹。 “交代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在这一连串的审问中，对我战时所做的工作，没有提过一个问题，对“红色乐
队”也不提。我觉得我入狱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帮”老共产党员里面，也有
我的份，他们在战前就给清洗掉了……我能死里逃生是不正常的，我的侦审官正在
设法加以纠正。
一天夜里，大概清晨四点钟左右，我刚受审回来，牢房门又打开了。两个看守
进来，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人，已经失去知觉。他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扔到
空着的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便出去了。我走近他，拿一块湿布拭擦他那肿胀的脸，
上面布满挨打的伤痕，那人趴在床上，不停地呻吟：这是一个红军军官，刚刚受到
一次强化刑讯。早上，看守把他抬到另一个牢房里去。
晚上，人家又把我找去；主持侦讯的是个上校。他得意地微笑着，提出第一个
问题来……
“怎么样，今天早上你看见了吗？ 你有些什么想法？”
“你想说的就是那个给打得不成样子的，抬到我牢房里去的人？ ”
上校说：“就是那一个，我们想让你看看人家可以如何对待你！”
“你听着，上校，我郑重警告你，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拿手指，拿一只手指
动一动我，你们就再也不会听到我的声音了。如果你们拿这种可耻的办法来对待我，
我就把你们看做苏联的敌人，并且，在这种信念下，我就要作出反应，即使把命送
掉也在所不惜！”
那上校望着我一会儿，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接着就发作起来。于是我听
到了一阵臭骂，使我的词汇大大丰富起来。最后，他出去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
我的侦审官平静下来，要求我识相点，不要向他挑衅。
我一点也用不着他关心。
“我并不认为你们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我对他说，“我希望，而且我一定
要活得比你们长，哪怕长一天也好。
至于你那天谈到的那‘帮’人，都是你们在这里或在别的地方杀害的。你不要
存什么幻想；你们也要遭到同样下场的。”
“为什么你侮辱我呢I ”那上尉恼火了，“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
“你的职责？ 你以为我就那么天真，竟至于不知道基洛夫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
事情？ 这里是‘阎王殿’。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许多同类同他们的受害者一
样，落得了同样下场。”
他不回答。我发了这顿脾气后，心里舒服一些。在出来的时候，我对他重复说
：“你可以长年累月问我：‘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你能得到的就只有这个答
复， “我没有犯汪何罪，没有反对苏联。’”
这是我同那个上尉侦审官最后一次会面。
好几个星期，我留在牢房里，与世隔绝。一个晚上，房门又打开了……
剧情是永远不变的：“收拾你的东西，跟我走……”
又要搬家？ 搬到哪里去呢？ 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回到了卢比昂卡。我颇为
高兴重新住进我的牢房，差不多觉得回到了家里。人家让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两个礼
拜。然后，一天晚上，十点钟，我又去受审了。一个新的侦审官，是个上校。他接
管了我的案子。
他大概四十岁上下年纪，面貌和气。他请我坐下来。气氛是不平常的。他从桌
子上拿起一包卡斯贝克牌高级香烟，请我抽一根。战争年代，我抽烟抽得很厉害，
而三个月以来，我没有吸过一根香烟了。我看着那根烟……看着那雪白的小烟卷儿。
我想抽想得要疯了，但是我说：“不，谢谢，我不会吸烟！”
拿一根香烟，就等于买他们的账，就等于开始投降。他的头一个问题在我的耳
朵里引起了奇怪的感觉。
“你身体觉得怎样？ 经过这么些审问，不累吗？ ”
我是在卢比昂卡吗？ 还是在咖啡馆里呢？ 已经那么长时间，谁也没有关心过我
的健康了！审讯组的头头显然改变了策略……我的侦审官到两点钟左右便放我走了。
以后也是这样。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保持这种待遇。我的
对手不作记录，只记点笔记。经常他没完没了地谈巴黎，谈布鲁塞尔，罗马和柏林，
我发现他对整个欧洲都很熟悉。同我打交道的这个人以前就是个反问谍军官，到过
许多地方去“旅行”。逐渐逐渐地，他对我战时的工作发生了兴趣，打听我在布鲁
塞尔怎样开展活动，想知道为什么我把家庭带去，收集我对西线战争初期的回忆…
…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随着我们“交谈”的进展，我深信他完全了解“红色
乐队”的历史，但是，他难以明白这个情报网是怎样工作的，为什么那么几个职业
情报工作人员竟能开展这样规模巨大的活动。这个问题经常缠着他。“红色乐队”
同他想象中的情报网完全是两码事。接着，他有几个星期没有打扰我。我又能入睡
了，并且产生了新的希望。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吧。即使在卢比昂卡的牢房里，
梦想也是不禁止的。
我一家人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很清楚通常囚犯的家属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
我无法想象我的妻子和儿女会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当了犯人的家属，身上必定有可
怕的毛病……
有一夜，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告诉我的侦审官：我害怕我家里人的命运比我还
悲惨。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几天以后，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我的家人，他把我在
开罗买的礼物给了他们，这是他从保管处取出来的。他告诉我的妻子说，他刚从国
外回来，并向他们转达我热烈的问候。
“这么说，他们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放心吧。他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即使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安心了；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忍受囚犯的生活。
6月份的一个夜晚，人家清晨两点钟左右来找我。侦审官微笑着问我说：“你猜猜看
我去机场找谁呢？ ”
“潘维茨和肯特！”
我是有把握的，他笑了。
“还不止这些。潘维茨带着他的女秘书，报务员和十五件行李。他这样积极，
还带来了德国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特务名单，还有密码本，可以用来译出罗斯福和邱
吉尔之间的通讯。 ”
当天晚上，潘维茨和他的喽罗都睡在卢比昂卡。这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
“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和别动队队长都在同一个监狱里，相隔不过数米。
这一夜，审问的内容是潘维茨和他所犯下的一长列罪行。
我对侦审官叙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里奥尔怎样被害以及潘维茨怎
样企图消灭罪证的。
在这四个月里，我们详细地谈到了有关“红色乐队”的一切事情：“大赌博”，
同朱丽叶的会晤，同柏林的关系等等。第五个月里，我没有受到审问，侦审官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