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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官袍，戴着代表他官职的方帽，拿着代表品级的笏板，等待皇帝下达另一道训示。关于永乐皇帝的驾崩与葬礼，系得自于1990年4月在北京西北边的明陵访谈史学家魏雨青。并见商传，《永乐皇帝》，页347。朱氏子孙在明陵为朱棣举行的一年两次的献祭，一直持续至1924年。
当他的主子及朋友——成祖驾崩之时，他并不在中国。虽然成祖的圣旨中明令禁止远航，但成祖却派遣郑和与一些小侍者前往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平息继承王位的争执。此趟行程并未算在郑和所指挥的七次远航里。郑和并未自三佛齐继续远航，当他返抵国门时，朱棣那位爱好学问、46六岁的太子朱高炽，已经登基了。
照理讲，父子应该不会有太大不同。但朱高炽是一肥胖、不好动的孩子，欠缺他父亲的活力。朱高炽也对当军人或打仗没什么兴趣。有一回，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就在他祖父（太祖）还在世时，高炽曾与其他亲王一起被叫去校阅部队。但仅仅一下子，这孩子就一个人回到宫中，说他好冷，真的宁可吃他的早膳。译注：此处所言与史料所载相差甚大，作者所依据的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显然误读原意。据《明仁宗实录》卷一上，言仁宗于“洪武二拾八年闰九月壬午，授金宝金册，命为燕世子。太祖皇帝思宗藩之重，
特召秦、晋、燕、周四世子，朝夕亲教训之，历试诸事。尝命分阅皇城四门卫士，帝还奏独后。太祖问之，对曰：‘旦，寒甚，卫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阅之，故后。’太祖喜，曰：‘能体恤下人，是吾心也。’”（见页一—二）
当朱棣在外讨伐蒙古或在北京兴建新都之际，高炽就留在南京学习政务，并受到其博学的母亲徐皇后的影响。徐皇后曾监修一套模范妇女的传记汇编《古今列女传》，而她个人则编了一本辑录儒家、佛家嘉言、故事的通俗书籍，题为《劝善书》。她曾为翰林院（士大夫的菁英机构）成员及家眷举办了一次由她主讲的演讲，借以提升翰林院在朝廷中的权力与声望。而与此同时，成祖则与陪他一起征讨、强壮又矫健的次子朱高煦愈来愈接近。有一段时间，朱棣曾考虑过要指定次子来继承皇位，然而可能是因为高炽证明了本身具有练达的治国长才，所以成祖不曾改立储君。关于年轻时的朱高炽，参见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338。
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即释放所有因触怒他父亲而被囚禁的官员，夏原吉与杨溥均在其中。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传统的儒生，包含东宫时的老师骞义，他曾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师杨荣，则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并自安南撤军。所有的论点，都是要撙节开支、注意“国本”，也就是说，农业才是国政的基础。耗费不赀的军事征讨与兴建新都的巨额支出，在他们看来，是损伤国本的，必须尽快更张。从实际的立场出发，这些官员维护太湖地区富庶地主的利益，帝国的田赋总额之中，这些太湖周边地主所缴纳的额度，自来极不公平。译注：此即所谓“苏松重赋”的问题。明朝初年，江南苏州、松江两府的税额极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一府以仅占全国1。16％的垦田面积，纳全国9。55％的税粮；与松江合起来的所有面积也不过占全国的1。67％，但却要出13。6％9的税粮。税粮之高可知。参见梁方仲，《近代田赋史上的一种奇异制度及其原因》，《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10—18。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有说法说乃因明太祖恨苏松嘉湖人为张士诚守城，于是课以高税率的税赋。但比较为学者们接受的原因，乃是此一地区的官田比率较高，官田按田租起税，因此税率较高。
夏原吉重掌户部尚书一职，且提出更进一步的保守财政政策，以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他劝新皇帝不要挖金银矿，不要买宝石、香料、调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继续宝船船队的远航。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七日这天，朱高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颁下了他的第一道圣旨，当中反映了他的东宫教师及僚佐的思想：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其去。但系所差内外官员，即便回京。民梢人等，各放宁家。
第三部分第九章 紫禁城大火（3）
同时，“各处修造往诸番海船，悉皆停止。其各处采办铁梨木，只照依洪武年间例采办，余悉停罢。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即于所在官司库交收。其未起运者，悉皆停止。各处买办诸色NBB27丝、纱罗、段匹、宝石等项，及一应物料、颜料等，并苏、杭等处续造段匹，抄造纸札，烧造瓷器，采办黎木板，及造诸品海味、果子等项，悉皆停罢。其差去人员，即便回京”。仁宗降旨停止一切的远航活动，参见《明仁宗实录》，卷一。
译注：《明仁宗实录》，卷一之即位诏相关文字，多有缺漏字，现据杨士奇，《东里文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8年），《别集·代言录》，《即位诏》校改，见页441—442。
儒家治术实质的运作原则，系基于陆地是帝国的太平基石。帝国的防卫，有赖于境内的长城，而不是大海。而且，孔子不是曾说过，百姓的安康较国家的利益重要吗？哪里有饥荒，国家就应在哪里赈粮。而且，向子民需索金银、宝石和其他宝物，对吗？
朱高炽真正是关心减轻百姓重赋之事，有一次，当其被一名持有异议的官员阻挠时，他说：
“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仁宗这次的谈话，参见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338。译注：此事见《仁宗宝训》（收于《皇明宝训》第三册，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卷一，“恤民”，页989—990。由于仁宗大半的生命岁月都在南京，他计划将京师迁回南京，并将北京改为“行在”，虽然此举仅止于名义而非实质（最后，英宗在正统六年，即1441年，取消了这一更张，北京再度正式成为明朝的京城）。仁宗解除郑和宝船船队总兵的职务，让他在南京担任守备。该职是一个重要的职缺，也为太监在其他诸省领兵镇守开了先例。仁宗的大臣曾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他为何会让郑和担任这个关键性的职位，令人费解。
事实上，郑和曾在南京住了许多年，监督宝船的建造工作。在南京城靠南边接近大清真寺的地方，他盖了一座大院和庭园。当时，南京的回教人口，估计有10万人。据说，郑和的宅第拥有72间房子，正门硕大，关门声足以让整座宅院产生共鸣。他在龙江船场周围及城墙外也拥有土地，后来将这些土地赠予过继的侄子郑灏招。这孩子无法承袭郑和的官品，但继承了这片土地，乃使他及他的子孙拥有相当财产可以自给自足。自三佛齐回来后，郑和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监督报恩寺建筑群的完工译注：大报恩寺于永乐十年六月十五日起工，至宣德六年（1432）八月初一日完工，共19年。起工之初，由太监汪福、永康侯徐忠、工部侍郎张信监工，动用军匠夫役等十万人。旋因汪福监工不力，久未竣工，宣宗乃于宣德三年三月十一日，敕郑和等提督修建，今敕文仍存；宣德六年完工时，宣宗亦有诏敕给予郑和。参见徐玉虎，《郑和之研究》（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80年），页145—147。由此看来，郑和监造大报恩寺，并非在仁宗时，而是在宣宗时。，并整修新皇帝所要居住的皇宫。关于郑和在南京的情况，得自1990年5月在南京郑和研究会访谈郑和的三个十九代孙——郑自强、郑勉之、郑自海。
所有事物，都从朱棣在位时的极度进取，摆荡到另一头去。然而，即位刚满九个月，仁宗驾崩了，把皇位留给了他的太子来继承。朱高炽的暴毙，引发若干猜测，认为他是被毒死的。但宫里的雷太监说：死因是“阴阳”失调译注：仁宗之死，传闻异辞。或云死于雷，或云为宫人所毒，见皇甫录《明纪略》、杨仪《螭头密语》。陆NDC62《病逸漫记》则云：“仁宗皇帝其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