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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国——在东方尽头的国家，它跟墨西哥的马雅文化有极明显的相似点。慧深说他发现当地人用树皮做衣服和纸张，书写方块字。他作了以下的描述：当地的国王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有许多鼓乐者和侍者跟随，并且依照每十年一个周期的形式，来更换他穿的（像中国天子的）皇袍颜色。像中国一样，扶桑国有着严格的司法系统，在那里犯罪，不但本人要被判刑，他的小孩甚至孙子也要连带受罪。关于慧深远航至扶桑国，参见PaulShao，AsiaticInfluenceinPrecolumbianArt，Ames，IwoaStateUniversity，1976，页5—7，转译《梁书》。
译注：据《梁书》，卷五四《诸夷传·东夷·扶桑国》的原文为：“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5），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廓。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责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醕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由于当时玛雅艺术品明显存在着佛教徒与印度影响的痕迹，所以我们无法一下子就排除慧深到过中美洲的可能性。令人意外地，玛雅人的浮雕图案，刻在莲花座上，盘腿坐着，就像一尊正在沉思的佛陀。那里所出现的多头的神像，也很像印度的多头的神。此外，在洪都拉斯柯邦（Cpan）地方的浮雕，显示祭司穿着菱形图案的仪式袍服，与传统西藏佛教徒的袈裟极其类似。关于洪都拉斯柯邦地方的祭司浮雕穿着的袍服，与佛教徒的袈裟的相似性，参见PaulShao，AsiaticInfluenceinPrecolumbianArt，页34。在墨西哥赛克斯库洛克（Xculoc）地方的石雕有一种特殊的手势——右手放下，手心向外；左手上举，手心向外——表现出典型佛教徒代表许愿的“事愿无违”手势。关于雕像的手势，参见PaulShao，AsiaticInfluenceinPrecolumbianArt，页163．外来的印度佛教徒对玛雅文化的影响，不论归因于慧深和他的佛教同道，或其他的亚洲航海人，这个时期可能是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亚洲与美洲之间最后一次的接触。关于佛教徒—印度对玛雅文化的影响，参见DavidH．Kelly，“Ninelordsofthenight”，inStudiesintheArchaeologyofMexicoandGuatemala，16，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inaDepartmentofAnthropology，October1972；“Calendaranimalsanddeities”，SouthwesternJournalofAnthropology，16，Albuquerque，UniversityofNewMexico，1960．
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黋宾国（今喀布尔、阿富汗）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梁书》）
第一部分第二章 儒者与好奇心（3）
中国下一波航海活动的浪潮，出现在被围困的宋朝（960—1279年），当时的帝国被北方强大而好战的国家（编按：指辽、金、西夏）所侵扰。在建炎元年（1127年），宋朝被迫放弃了北边的京师开封，迁到长江以南的港市杭州。由于帝国大半的税收土地落入外国手里，皇帝转而以海外贸易支应国家的财政需求。因为经济的需求，使当局重新阐释儒家经典，给予贸易和营利较好的地位。
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译注：见徐松辑，刘富曾等重订，《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缩印本，1957年），第八十六册，《职官四四》，页三三七三下。
高宗寻求商人的协助组成了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波斯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政府不但投资改善南部海岸线上的港口，并浚宽运河以利远洋船只通航，而且为商人盖了许多货栈。同时政府也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约10英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
来自海外贸易的税收，从11世纪末的50万贯铜钱，在12世纪初暴增至100万贯，而于12世纪中叶到达了200万贯。（1000铜钱用一条细绳串在一起，称做“一贯”，为宋朝官方汇兑的单位。）为了鼓励百姓基于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宋朝理学家重新依据圣贤的经典开始讨论营利的优点。陈淳在《北溪字义》这本12世纪理学的辞汇中说：“货财亦是人家为生之道，似不可阙。但当营而营，当取而取，便是义。若出于诡计左道，不当营而营，不当取而取，便是利。”参见WingtsitChan（陈荣捷）、trans。NeoConfucianTermsExplained（陈淳，1159—1223，《北溪字义》，）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1986，页136．北都沦丧，迫使宋朝迁都南方展开新的生活后，中国人的前途彻底改观。这些流亡者被迫
背井离乡，反而感到更为自由，对周遭的改变和旅行的态度也较开放。另一方面，因为可耕地变少，大量人口投入商业，涌向繁忙的港市和新都杭州。在13世纪末，杭州有将近100万的人口，就像马可·波罗（MarcoPolo）在旅游当地时所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大的”城市。“它有12个主要的城门，”马可·波罗指出，“每一个城门所包含的市区……都比威尼斯（Venice）和帕多瓦（Padua）更大。”虽然位于杭州最南端的高级住宅区里，有着围墙环绕的花园和壮丽的园林，然而住在市中心的老百姓，多半群集在街道狭窄的竹造或木造楼房中，有时甚至一个屋檐下住了10个家庭。为了满足这些平民大众的饮食，在中央市场每晚都要屠宰数以百计的猪只，而驳船每天运送数以吨计的蔬菜、米谷、腌鱼到城里。就像杭州人说的：“东菜，西水，南柴，北米。”
变戏法的、说书的，随时随地都可看到。平底的彩船在运河上悠游着。这是一个欢娱的城市，到处充斥着恣纵情事。新奇的商店里，贩售着假发和装在笼子里的蟋蟀，以及驱蚊的薰香末。御道两旁，到处是茶馆，有钱人在这里啜饮香茶和梅花酒，只要他们有意愿，也可以上楼走进厢房，在镶金的红灯笼照耀之下，享受“乐妓”歌舞，沉醉在感官的欢愉之中。即使放弃了北方各省，来自西边和北边强国的压迫，还是使宋帝国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下。加上杭州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因此，宋高宗在绍兴二年（1132）下令建立了中国第一支常备水师。海洋变成中国的新“长城”，它防御以陆上为根据地的敌人。
而户部尚书章谊在当时解释说：“今朝廷暂驻浙东，襟带江海，实凭川险，以却胡骑，然则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今有巨浸湍流，顾岂可无守御之备哉？守御之备，莫如舟师……金人攻城长于用炮，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战长于用骑，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骑兵不能奔冲。是二者固可以夺金人之所长矣。”参见LoJungpang（罗荣邦），“ThedeclineoftheearlyMingnavy”，OriensExtremus，5：2（1958），页502，转译陈克，《东南防守利便》（1131）（《学海类编》本，1919年辑），卷三，磁28—29。
译注：查陈克该书该卷，并无相关文字。章谊的奏章，见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第六册，卷三三四，页四三四五。
国内的河流和运河的系统，原本的作用在于供应整个帝国所需的商品，如今成为西边的防御网络，而长江是北边的防御线，海岸则是东边的防线。宋朝水师从商船和海岸巡逻艇组合而成的杂牌军，迅速成长为一支有效能的战斗舰队。在高宗建炎四年（1130），有将官（译按：统制、正将、副将等）11名和士兵3000人；孝宗淳熙元年（1174），有将官15名和士兵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