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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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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4)(图)

  1920年代,上海已经有一百多家电影公司,居全中国的百分之八十强,生产相当数量的电影与明星,然而,中国电影史里真正的巨星,是1930年左右崛起的明星公司的胡蝶与联华公司的阮玲玉,这两位银幕女神风靡一时,令许多老影迷不胜唏嘘感叹。在电影艺术、敬业精神、群众魅力各方面,胡蝶与阮玲玉都堪称当时女性艺人的标竿。其月收入达2000元,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工薪阶层。不过,她们屏幕下的生活,也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1935年,阮玲玉因遭人挟怨控告,不堪“狗仔队”纠缠与耸动流言,羞愤自杀,整个大上海为之悲泣。同年底,蝴蝶则以盛大婚礼,宣告了她的演艺生涯趋于颠峰。   新女性  这样的时代氛围、城市氛围、生活氛围之下,许多平面的媒体:如报纸、香烟盒子、书报杂志上都有刊登形象魅人的美女图。有的是真人摄影,有的是画上去的。由此可见类似女性形象的流行度与被接受度。《良友画报》刊登了许多西式形象的女人穿着西式服装或改良式旗袍的女性,和一般古典的中国造型南辕北辙。  这时候,月份牌便以一种新颖的媒介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商业月份牌最初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引入的一种广告噱头—主要是英美烟草、药物、化妆品、织物和石油公司”。但久而久之,月份牌已不纯粹是宣传用品,而具有某种观赏作用的时髦品。并传达出当时的观念与意识型态。“月份牌”,以美女图案为重点的画片、包装,多数附有月历,但逐渐演变为商品广告的专门象征,这些明眸皓齿、丰满绰约、装扮时髦,大幅超越当时中国女性真实生活与面貌的天仙佳丽,多年以后,竟成为我们追忆昔年往事最印象鲜明的影像。月份牌的美女,基本上是传统的富贵幸福与好莱坞式奢华浪漫的综合体,人间哪得几回见。然而,朝着新时代迈进的上海女性,不论是大户闺秀、小家碧玉,甚至交际名花、青楼艳妓,却都致力模仿着这样的梦幻形象。上海发达的纺织工业,更加推动这股潮流。当年流行的一首短谣:“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十足地说明了上海在衣饰装扮方面,无疑地领全中国之风骚。月份牌成为当时一个传达最新信息(无论观念上和物质上)的媒介,不论是西方观念的表达或是画中的商品,都是透过月份牌传达。民众在观看杂志、电影、月份牌之后,会有意无意去模仿类似形象的女人。所以媒体、时代、女性的产生可说是互相影响。而画家也只是把这样的氛围画入月份牌中。在月份牌中再现的,都是当时所流行、蔚为风潮的时装、发型、与器具,所有人们在看月份牌的时候,很容易注意到它的亮点,并加以模仿或购买。如果以服装作例子,则可以注意到从过去三寸金莲、长袖旗袍、梳髻的女人到穿高跟鞋、短袖、露臂、烫发的女人。而她们手中所拿的器具从扇子、手帕到西式皮包、书、香烟、和阳伞。不单只有形象上的改变,其所拿的器具也都会是特殊的亮点,让人一目了然。作为当时流行的时髦品,会诱发人们的模仿欲和购买欲。因此月份牌同时兼具绘画与摄影的特色。当然,我们同样也不能忽略其中的政治意涵。月份牌不只有展览、宣传的功用,对于女性形象的召唤,它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透过月份牌、透过它所再现的图像来了解时代氛围、观念和流行风潮。  上海在1843年后,因为西方列强入主租界之后就有两种计时方式:一为公历、一为中历。但从《近代上海大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上海,中历或公历的使用是不分国籍的;甚至会出现华人用公历、洋人用中历的情形。两种计时方式所造成的,就不再仅是一种和其它中国城市一样的时间感,而是两种。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在1911年宣布停止使用中历、改用公历计时,但上海早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使用公历;如《申报》在1872年就附上中历与公历。而在月份牌中,附上中历与公历两种计时方式的习惯,只是这种多重时间感的延续。 这种中西合璧的奇妙现象在许多方面保留着。      传统中国女性的意象是拿书、扇子、手帕、逛花园、搔首弄姿;现代的女性意象是:拿烟、骑单车、骑摩托车、戴手表、穿西式婚纱、打高尔夫球、拿阳伞、学开飞机、划船等等,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传统形象。表情也从羞涩、木讷、纯净、抿嘴而笑,到开朗、活泼、性感、露齿而笑。王德威说:“对女性而言,头发的长短,双脚的缠放,甚至旗袍领子的高低,都成为男女、新旧欲望的指标,更不提感情及婚姻的挑战”;这之间女性形象的转变不言而喻。民初以来畅销上海的“礼拜六”杂志,其封面仕女形象也日趋翻新:目光由谦卑垂视而含笑平视,由拘泥守礼而活泼自信,姿态松弛随意。至此,女性形象从端庄谦恭、卑微刻板,转向活泼无所拘束的过程大体完成。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5)(图)

  再者,女性的服装、发型、家具都不再像过去般保守。如郑曼陀(1885…1959)为中国山东烟公司所画的女性有些仍是停留在过去传统形象:梳髻、小眼、细眉、长袖、长裙、绣花鞋。但如杭稚英(1900…1947)创立的稚英画室在一九三O所画的女性就相当洋味,所画的女人更是风靡上海:烫发、大眼、红唇、西式洋装或改良式旗袍(短袖,甚至无袖)、高跟鞋。月份牌的形成是因为当时上海风气的脉络而来,是当时的风气造就了月份牌及新女性;但月份牌也反过来,也召唤了新女性的产生。所以当李欧梵说:“事实上,《良友画报》的封面女子‘真的女人’和月份牌女郎‘画家虚构出的人物’在时尚、姿势、脸部和背景特征上都惊人地相似”时代、新女性、和月份牌可说是相辅相成。  曾经沧海  1930年代的上海,其实已经是个高度商品化、高消费的城市,所以,民众消费最多的,也是影像所带来的信息。人们消费影像,而影像成了真实世界的替代物;人们借着影像来了解这个世界。在月份牌里,不论其性质和其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因其时代脉络而来,是一个混杂。而如果人们透过消费月份牌、认同月份牌来塑造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的话,类似的混杂时代概念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复制。   1923年,一位美国人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开播日所播出的内容是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当晚也播出两支洋人乐队在上海饭店演奏爵士乐的现场实况,这种当年在全球都算时髦的音乐,就透过上海那时总共五百多部的收音机,流入听众的耳朵,此后多年,上海人对爵士乐,彷佛也一直流露出特殊的兴趣与情感。出现于上海的电光公司(电力公司)、救火会(消防队)、火轮船(蒸汽渡轮)、铁马路(铁路)、德律风(电话)、黄包车、公共汽车、私家轿车,乃至于从徐家汇开始扩散至各地的教堂、教会等等,这些西方洋人的文化与现代事物,在上海作实验,稍后为全中国都带来了重大改变。  就市民娱乐而言,不论在饭店、舞听或咖啡馆,爵士乐都是最重要的一种精神装潢,足以吸引宾客流连忘返。1933年营业的“百乐门”舞厅,曾以豪华舞池无比兴隆,抗战胜利之后,又凭着中国爵士乐界传奇人物吉米金的号召,奏响上海夜夜笙歌。  关于文学,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在《如何现代,怎样文学》中说明1930年代上海作家的作品就具有上海风华、纸醉金迷的特色:“早在1928年,新感觉派作家即有《无轨列车》作为代言刊物。顾名思义,速度的追求,机械都会文明的耽溺、逾越尺度的欲望、空虚惫懒的姿态,尽囊括在‘无轨列车’四字之中,刘吶鸥的《都市风景线》、张若谷的《都会交响曲》更道破他们强烈的都市心态”。  在光鲜亮丽的上流社会之外,上海广大市民的食衣住行,其实还是无法脱离传统中国的生活基调。就居住方面,与北方四合院同样著名但却是从租界兴起的宅第形式:石库门,广布民间,幢幢相连,构成上海市容最坚实最贴近的一部份。这一时期,中产阶级人数大量增加。为了适应他们的生活需要,新式“石库门”住宅大量增加。这类住宅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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