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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门”住宅大量增加。这类住宅在命名上以“坊”、“村”为标志，不见了“富寿康”等老牌字眼儿。住宅内的水电，卫生设备已较为齐全，有些还安装了煤气和暖气。 瘦高狭长以节省空间的石库门，孕育出上海独特的市井生态，多少柴米油盐，多少悲欢离合，都在这壁薄如纸，门户相通的街巷里弄之间冒出又消失。由于住宅更新与人口增加，石库门逐渐成为中下阶层汇聚之地，破败贫困的象征。今天，在时代仓促的巨轮下，上海的石库门文化已然消逝。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6）（图）
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产阶级人士，并居住在这一街区，你的生活将舒适高雅，丰富有趣，绝不逊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你可能毕业于1908年马相伯创立的位于重庆南路上的震旦学院，你可能每天拐过重庆南路到淮海中路的建于1906年的法租界公董局大楼上班，或者去瑞金二路上的巴斯特研究所从事医学研究。你的孩子可以去南昌路上的法国学堂上课，那里有良好的师资和优美的环境，如果你生病了，瑞金二路上的教会医院广慈医院会以高超的医术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解除你的病痛。如果你信教，你可以去伯多禄天主教堂做礼拜。周末，你可以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法国公园散步，或者和你的朋友相约去茂名南路上的法国总会，喝茶聊天。当然，你的住所附近还有几家响当当的电影院，巴黎大戏院，国泰电影院，兰心大戏院，你能看到几乎与欧美同步上映的新片。你还可以选择去回力球场或逸园跑狗场，偶尔试一试自己的运气。 也可以不用花钱，去淮海路商业街逛马路，看橱窗，在三十年代前后，这里有西比利亚皮货行贵妇专卖店，有上海最早的皮鞋店欧罗巴皮鞋公司，上海最大的俄侨商店——百灵洋行，还有精致的巴黎首饰店，走累了，你可以去上海最早的花园餐厅也是法租界内最大的欧式餐厅——著名的特卡琴科兄弟咖啡厅里喝杯咖啡，不怕没有位子，它拥有百余张咖啡桌呢。透过白俄和外侨开设的各种时尚店铺，可以感受到强烈的西洋风格。当然，这里还有也许我们一生都不会走入的法租界巡捕房以及法租界监狱。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7）（图）
总之，在这思南路花园街区的方圆一公里内，一切舒适生活必须的条件都具备了。当然，享受这一切，你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从鲁迅先生写于30年代的《病后杂谈》中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三十年代的房钱。“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这里的两是按当时的“关银”计算而来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还明确地告诉我们，“每两作一元四角算。”那这样一所按描写估计是新里或花园里弄房子，每月光房租就需要140元，而当时的北京，只要1/4的价钱就可以租一所很阔气的大四合院了。可见上海当时的高价生活。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8）（图）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皇城内外：老北京的前世风景（1）（图）
生活调查 考察北京的历史有两个绝佳的观测点，一个是1911年，清廷退位，有着皇城尊严的京城像失去了灵魂；一个是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走马灯般的政府更迭忽然寂静无声了。 1930年代以前，曾经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居住着大量皇族、贵戚，集中了大批政府官员，属于消费性城市。商业、服务性行业庞大。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后，人口陡降到只有70多万，但从事饮食、服装、日用诸业工作有90124人，其中车夫多达6万余人。车夫的生意之难可想而知。电车被砸事件后，电车公司给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分析了车夫此举的原因，决定电车票价下调二厘大洋。 1929年，北京全市电车线路长42。9公里，每日平均乘客6万4千多人，而且没有无轨电车。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元。20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4条，不久扩充为6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即使这样，1929年10月22日，北平还是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的事件。据记载，当时砸毁有轨电车63辆，电车站闸5座，掘毁轨道岔子10处，这一事件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电车抢了人力车夫的“饭碗”。 随着各业的萧条，物价下降，房价下降。地安门东大街4号是的王府，房屋100多间，标价4万元，因无人问津，一直降到一万零五百元。据陈明远《二三十年代北京人的生活水平》一文所述，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年~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 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20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上海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8至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三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 北京的公用建设也远不及上海，1929年，电灯用户21116户。铺设自来水管146万英尺，供给8000余户使用，绝大部分用户使用土井水，北京人俗称：“井窝子”。水夫用水车往各家各户送水，成了北京的一景。水夫们多为山东人，他们坦率诚实，挑水进门，目不旁视，不论多热的天，不打赤膊。用户每担水不过付一文钱或半文钱，包月更少些。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皇城内外：老北京的前世风景（2）（图）
人世间 上海人泡舞厅，北京人玩北方特有的遛冰，化妆遛冰很有些西方化妆舞会的味道。不过这在当时仅限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娱乐。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一般老百姓和公子哥儿们，有的熬鹰，有的养鸽子，玩蛐蛐更是盛行。斗蛐蛐分上、中、下三等。下等是小孩们蹲在门口槐树下，赌个玻璃球或香烟画片。中等是书画文人，在自己家里以点心、水果为输赢。上等的要设局，赌注百元左右。 根据1927年至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元，合每月17元（合人民币6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人家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年至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6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四菜一汤。花费1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20元，每人2元。鱼唇席10元、海参席8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1角；（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