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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有参照作用的丰富信息量也是一般历史文献片所没有的。我们也很注意将历史纪录者和旁观者写进历史，如通过外国记者的眼睛来看当时的中国历史，起到了客观叙述的效果。在资料运用上，我们注重照片与活动影像的有机配合所产生的艺术张力，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画面语言成组运用，历史叙述就显得流畅生动。
历史写作关键是一个史识和史眼，“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百年中国》在选材方面遵循了七项基本原则：
1． 学术性：我们从坚持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原则出发，选择学术界争议少而有共性的结论，避免造成普通观众对历史的误解。
2． 通俗性：电视是一门大众传播媒介，本片在坚持学术理性的同时讲求表现的通俗性，避免将一些学术性较强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命题搬上屏幕。
3． 系统性：整个选题具有连贯性，似一部大历史书，上下集有一定的照应。每一集也独立成一个系统，适当打通时间限制，完整表现一个事件的产生和发展。
4． 人物选择：以人物对历史的作用为主；注重人物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兼顾公众知名度；能够体现关键时刻的独特作用；富有戏剧性的命运感；在某个领域有相当的知名度；谋篇布局能起到以人带事，以事带人的作用；具有某种揭密性和鲜为人知的奇特性。
5． 事件选择：遵循大事不漏，小事典型的原则。以历史的转折点，社会的轰动效应，历史影响的深刻性，富有岁月的沧桑感作为主要依据。
6． 社会现象选择：涉及普通大众的吃穿住行和消费娱乐的重大变化的细节；象征中国人传统观念变革的标志性事物。着重文化含量和科学含量以及与世界潮流的回应和联系的现象。
7． 细节选择：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以及所传达的历史意味。
贯穿全片的这些原则对我们的历史叙述起到十分关键的指导作用。应该说，这也是《百年中国》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只眼”
《百年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目光始终浸淫在历史的影像里不能自拔，我的“历史”冲动从二十世纪延续到了新世纪，这种跨世纪的创作，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构建二十世纪中国影像历史的尝试和努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之后的几部纪录片应该看做是《百年中国》的深化和扩展。
2002年我执导的8集纪录片《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风云》则选择外国记者再一次重温历史，无非是选择一种眼光——真正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由此，人们可以发现观察中国历史的崭新角度。众多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述，形成了另外一套话语体系，由此出发，我们回对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产生一种新的判断。对许多外国记者而言，中国成就了他们的事业，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他们成为世界知名记者的摇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因报道八国联军名噪一时，斯诺因为西北探险采访红军，向世界首次公布了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个人情怀，他的著作《西行漫记》影响了西方近一个世纪。他们在中国的岁月，艰难曲折，历尽万险，但几乎无一例外爱上了中国。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当时尚处在野党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敏锐地从这个新兴的政党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民众的最终〃选择〃，从这些外国记者身上、笔下得到了客观的反映。
许多外国记者以新闻介入中国政治，最终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曾经做过袁世凯顾问的莫里森，曾担任张学良、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端纳，曾被当成政治牵线人的斯诺，还有后来定居中国的斯特朗和爱泼斯坦，他们的身份、地位注定让他们有效地进入中国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他们是第三者，介于中国与西方之间，这“第三种眼光”最值得我们珍视。这种眼光为中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形象，中国历史的许多瞬间定格在他们的镜头里，从清帝国的衰败到民国的兴盛；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烈，到一二九运动的悲壮；从浴血抗战到民间万象，中国的历史在这些旁观者的笔下和镜头里得到了客观延续。
人们至今还津津乐道当初《万历十五年》刚刚翻译进来时，在史学界引起的强烈震动。黄仁宇独特的历史叙述相对于国内长时间奉行的“黑格尔式的逻辑叙述”和喜欢盖棺论定的武断作风而言，充满了魅力。他凭借二十万言传神的历史学素描，赢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作者自称此书是在尝试一种“历史研究的大众化”，但它的价值实在远非“通俗化”三个字所能概括。人们所以会产生想认识过去的激情，因为他天生地具有好奇心，想要重读并且重新理解往日那些有声有色的事件、有血有肉的人物，想身临其境般地去感受他们的生存状况。尽管自诩“深刻”的历史学家日益醉心于追踪人物和事件背后的关系、观念或者规律，历史学的关照最终仍须回归到对具象的描述。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外在现象”才是他的生命与真谛所在。如果我们真正地走进历史而不是凌驾于历史之上，历史所特有的魅力就会自然散发开来。
《影像史记》 颠倒黑白《新中国•；1949》（1）（图）
《新中国•；1949》：影像叙事学的一个文本分析 意识到历史纪录片叙事功能的片子在我看来今天依然不多。作为标本，我愿意以央视16集纪录片《新中国》的第一集《1949》为例，进行分析，以我的感觉，这集30分钟的纪录片，较好地表现了影像叙事学的某些特征，具有较强的文本意义。 全片因为并非出自个人创作之手，所以显得风格不尽统一，特别是后来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的敏感性，编导者难以放开手脚。总体上，创作者对时间有着敏锐的感受力，知道将一些历史转折点进行放大处理，如1949年、1956年、1978年都单集分设。另外，对历史影像的解读，因为特别注重细节，就显得更为灵动。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又来。九九加一九，牛儿满地走，牛儿满地走…… 《1949》开篇是一个缓慢的航拍镜头，以童声歌谣为先声，清新、质朴。解说词写的轻灵而富有质感。 “在北方，这是一条不起眼的河。在北方，这是一首人们都熟悉的歌。人们说，岁月如河。人们说，岁月如歌。对生活在滹沱河边的人们来说，他们最难忘的岁月，是从1948年的春天开始的，因为他们目睹了一场历史巨变的序幕，是怎样从这里拉开的。” 1949年对中国历史而言，其意义非比寻常，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如何对这一年进行叙述，很讲究技巧，编导的目的很明确，既要通过平和的叙事，还原1949年的历史氛围，又要在这一年的叙述中浓缩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历史进程。毕竟，这是新中国的开篇。 还原历史气氛，必须要讲故事，一定意义上这是“时间与空间的复原与压缩” “1949年元旦，北平城里，没有一点新年的气象。城区早已戒严，人心惶惶。城门只在早晚打开一会儿，背篓子的是进城送炭的人。阜城门上守城的国民党军士兵，除了看看城里的白塔，隐隐约约地，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大家不再相信坚固的城防工事，各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配合画面，这段解说词像小说笔法，近乎白描的叙述将当时的气氛勾勒出来。 时间遵从着它自身的流动，没有人在影响它，也没有人在控制它。所以巴赞才会说，电影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作为整个系列片的开篇，《1949》还承担着回顾历史的功能，如何巧妙地回过头去，我相信是创作者的用心之处。也就是如何“给时间涂上香料”。在片中有两处历史插入点，可谓恰如其分：一处是叙述到入城式当天。片子是这样叙述的： “2月3日，正是旧历的大年初六。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部队分别从永定门和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整整走了六个小时。队伍经过前门箭楼后，忽然向右拐了一个弯，开进了旧中国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在场的人们不由楞住了。 从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