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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里，一直在反复观摩这三部纪录片，他们涉及的三种叙述方式都让我着迷，那段时间，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策划制作中国二十世纪的影像史——电视系列片《百年中国》，我长时间痛苦的是我们的历史写作，特别是影像史写作，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运用什么体例倒成为其次要考虑的问题，取命题入史，我们无法选择一些更有意思的角度；取关键时刻，我们得回避有影响但敏感的时间，最后的选择就是编年体。我们最大的努力就是吸取西方影像史学的叙述方式，尽量将看似正史的《百年中国》写的趣味盎然。 《百年中国》的尝试 大型纪录片《百年中国》创作了两年的时间，在央视的多个频道播出了两年，全国几十个电视台也相继播出，它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这部纪录片的创作一直被学术界津津乐道。借用台湾评论界的一句话讲：以影像穿透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之障，重构过往岁月的企图也可视为对历史迷宫的大胆闯入。应当说如此大规模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行系统的影像梳理，在中国电视界尚属首次。关于历史文献片的创作模式，关于历史叙述的影视参与，关于文字与图像的互动关系，甚至关于影像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都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思考和讨论。其基本的落脚点都建立在对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影像的阅读、消化、剪辑、叙述和结构上。 《百年中国》的创作最直接的一个启示可能是：没有影像参与的历史写作是不完整的，难以想象的。 现在史学界开始注重历史学家的体验和想象，实际上就是希望对历史的图景进行最贴近和最稳妥地重建。注重世态风俗的历史写作策略，表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境界。研究百年史的学者不应总把眼光放在典籍上，先进的记载工具所记录的历史原生态，不应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的眼光、思路乃至写作方式的调整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年中国》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历史写作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第一、避开文字与文献叙述主流话语对历史的霸权性干涉，探索了以影像为主要叙述载体的结构方式。 第二、避开影像主体所不可避免的正史叙述模式，从影像所涵盖的画面细节扑捉反映历史原生态的瞬间。 第三、避开意识形态对历史本身的遮盖，从历史发生的现场氛围还原历史的真实。 历史的现场还原是文献片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学界熟悉的王国维首倡的“二重证据法”曾经在世纪初经陈寅恪的推崇使史学界大受启发。实质无怪乎在历史研究中提倡实证主义的方法。图片的运用也并非始于今天，郑振铎初刊于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言有一段话说明作者费力搜求插图的学术追求，其中除了“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外，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那些可靠的来源的插图里，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的情态。”而这正是文字很难准确表达的。借助于影像再现历史，是《百年中国》的主要追求，我们企图通过影像重建百年历史的知识谱系，在典籍、文献和图片与影像资料的相互印证中，重建那个时代思想的轮廓和脉络。充斥于《百年中国》里的对历史的“想象和还原”以及大量对“历史暗角”的发掘都是这种努力的明证。在《慈禧西行》里，编导沿着西行的路途，费尽周折，一路访来，真实再现了这位老佛爷的悲惨境地，这恐怕是任何史书都无法达到的历史真实。 在《百年中国》的创作过程中，因为是用影像资料作为历史写作的基本语汇，因为是在讲历史而不是在论历史，历史的具象关照和描述性语言就成为我们的首选。《百年中国》并不排斥抒情，但这种抒情是建立在对历史的诗意叙述上。在1949年《进京赶考》一集中，说到中共中央机关进京场面，当时的摄影师拍下了许多细节，其中一个画面是在车上拍的，镜头从近景摇到远处的滹沱河，冰水已经融化。在这里我加了一句抒情的解说词： “放眼望去，滹沱河已冰雪消融，春天真的来了。”看起来是对画面的直白解说，但其中却蕴含了浓郁的情感成份，表达了在1949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对中国迎来新生的喜悦和憧憬之情。 在处理历史过程的回溯时，我们经常采用蒙太奇结构方式，将历史浓缩在一些关键点上，既简明扼要，又充满了历史的张力。在《无声的中国》一集中，说到孙中山第三次入京，没有活动画面，只有照片。我们通过孙中山一生的三次入京的蒙太奇处理，回顾了孙中山的战斗的一生，解说词是这样说的： “面对北京政局的重大变化，孙中山抱病入京，在前门火车站，孙中山面对在寒风中迎接他的30万民众感慨万千。31年前他第一次入京，怀揣写给李鸿章的信件，希图陈述自己的变革主张。13年前他应袁世凯邀请第二次入京，调和南北，稳定政局，巩固共和，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旋风。此次他第三次入京，面对中国混乱的政坛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他仍然呕心沥血，争取南北和平统一。可很少有人知道，他已经力不从心了。”这样的处理方式赋予了历史有意味的形式和富有震撼力的反差。
《影像史记》 颠倒黑白唤醒失去的记忆：无法缺席的影像（4）
文献片的影像资料本身就是语言，而解说词的运用就必须与画面语言相配合，在《百年中国》中，我们恰当地将自白的看图说话与对历史画面的深层描述结合起来，生动地体现出历史的现场感。在《和平之光》一集中，说到马歇尔调停失败回国的情节，国民党的新闻影片记录下了这样一个细节，在机场的工作人员正在飞机上除雪，这给了我们一个当时天气的信息，我们的解说词是这样描述的： “1947年1月8日，雪后的南京格外寒冷，机场的工作人员正费力地清除着机翼上的积雪，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陪同下，神色凝重的马歇尔登上飞机，无限感慨地离开了中国。对于战功显赫的马歇尔来说，中国之行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痛心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败。”对影像资料的具象描述与画面背后隐藏东西的发掘，有效地将气息生动的历史现场和永恒的瞬间还原出来。
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影像资料大都是一些风光街道之类的客观镜头，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空画面”，这些空画面对片子的过渡和气氛的烘托非常必要，其中解说词的配和也就显得十分重要。解说得当会起到有效还原历史氛围的作用。在《清廷退位》一集里，用了一段普通的老北京的街道画面，我加了这样一段解说词：“1911年冬，北京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城中流布着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了这样的描述，这段空画面一下子就活了。
百年中国，过眼沧桑，令人不胜感喟，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时间长河中，抓住“历史头绪”。二战以前，国际上都习惯地把历史看成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二战后兴起的“新史学”才强调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强调写历史要“从下面向上看”。中国的纪传体历史传统渊源流长，象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通过描写五个历史人物写出那一年的历史面貌，就是吸取了这一传统。我们认为结合中国纪传体和西方新史学的历史表现是本片行之有效的方式。在每一年的开始，作简略的年度评述，分集中不能表现和省略的事件，在评述中点出来，同时照顾上下文，承前启后，使历史的叙述完整清晰而不杂乱无章，主次分明而不面面俱到。既充分吸收学术界的许多最新成果，又力图把书斋和课堂里讨论背后的东西讲出来。我们力争找到一种“话说百年中国”的艺术感觉，其中“话说”二字的含义就是“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如讲故事，如谈家常，不用“端着架子”讲话，去掉“程式化”的束缚，把正襟危坐变成“促膝谈心”，用灵活自如的形式把严肃、深刻的内容表达出来，真正使观众从新鲜的史料、活泼的形式、切身的小事中体会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巨变。
电视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艺术，但一定程度的学术性和文献性也必不可少，《百年中国》运用了许多组人物小传和历史数字，十分强调创作过程中的考证功夫，其中还纠正了大量历史书籍中以讹传讹的谬误，这也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地方。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