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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所谓主流文化，就是被历代统治者认可的文化，也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华夏文化。这种文化要求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投入社会，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它是一种积极的文化。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这四个字出自于《庄子？天下》。
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有句话说“人非圣贤”，人既然不是圣贤，故而圣人是永远做不成的。所以严格地说，“内圣”只是一个不断圣化的过程，不断向圣人的标准去靠拢，也就是不断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并不是说要你去做圣人。“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做到家了。
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１４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
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立”出自于《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按照《左传》的说法，人若在这三者中某一个方面有着出类拔萃的表现，有传之久远的业绩，即可称为不朽之人。当然这里也有高下之分。最上等的不朽之人是建立高尚的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就是文字著述。若一个人既立功又立德又立言的话，也就是三者并举，那么他将是中国主流文化所认为的最为成功的人物。
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１０００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吴天然想，内圣外王，虽然今天的标准和内容与古人有所区别，但还是说到了修养的点子上。）
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中能发现有不少可供今人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做大事业的基础。
清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的一个耕读之家。所谓的耕读之家，就是家里有读书人的种田家庭，又耕又读。这在湖南的农村比较普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曾家与一般的耕读之家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几点。
第一，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家里是四代同堂。四代同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很理想的家庭。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还在，直到５岁的时候，曾祖父才去世。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是很完整的，很受尊敬的家庭。
第二，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比自己的丈夫大，这是他家庭的第二个特征。他的祖母比他的祖父大７岁，他的父亲比他的母亲小５岁。
第三，他的父亲考秀才，考了１７次，到４３岁才考中。
第四，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通常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父亲，但他不是，他认为祖父才是英雄。直到曾国藩晚年封侯拜相，祖父依然是曾国藩心目中的英雄。
曾国藩５岁发蒙，２３岁中秀才，２４岁中举，２８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从偏远的乡村进入京师做官的人不少，这还算不上很特别。曾国藩跟其他科举优胜者相比，他的特别不同之处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京师以后，不但没有陶醉在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严重的不足。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养。
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于是在师友的引导下，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他决心要与过去告别。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所谓“涤”就是涤去过去不好的东西，“生”就是重新获得新生。过去有一句话，说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涤生”，表示他告别过去、追求崭新境界的决心。
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所谓“诚”，就是要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布于众。程朱理学非常讲究“诚”，它甚至认为“不诚无物”。所谓“敬”，就是敬畏，内心里要有所敬畏：畏道、畏法、畏舆情。畏道，就是畏人世间的大道理；畏法，就是畏法律，要遵纪守法；畏舆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重视社会舆论、口碑，重视老百姓对你的看法。“静”就是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一种安静放松的状态。“谨”就是指谨慎。“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
许多人都认为，修身是很空疏的东西，办事靠的是才干和实力。但是我们纵观曾国藩后半生的事业，可知这五个字对他的成功有很大的作用。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大致守住了这五个字，使得他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不入浊流，不陷卑污。
他当时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监督自己呢？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主要是靠写日记。他以日记的方式来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检讨，以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特别是监督自己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的作为，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
（吴天然想，看来，坚持写笔记的人不光是他吴天然啊！）
曾国藩“慎独”慎到什么地步呢？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这就是曾氏当时的“慎独”。
就在这时，他为自己立下志向。他的志向大大小小比较多，主要有一大一小两个志向。小的志向是，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三月，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他不但以谋取非法之财为可耻，而且认为拿自己的积蓄给子孙，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他发了这个誓言：绝不以做官来发财，请老天爷监督，绝对不食言。下面又讲：“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就是绝不以做官来发财，假如今后薪俸多了，除了让父母生活好一点以外，其他的钱都送给亲戚朋友中贫穷的人。这是我的素志，就是我一贯的志向。这是曾国藩修身立下的志向。这是一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