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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脱逃的人冲上去了，就像在那天早晨的战斗一样撕杀起来。
当我们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在荣军学校中学毕业了。也就在这一年，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为了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了培养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干部，我又带着祖国的命令，迎着向社会主义进军的朝霞，走上了更新的战斗岗位——中央民族学院。在这里，汇集着来自全国各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尽管各自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语言，然而人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了美好幸福的明天，顽强地与学习的敌人做斗争，攻克科学的堡垒，把祖国建设得更美丽，更富强。
学校行政方面派人去吉首出差，帮助咱们自治州建设农学院。我曾托他们打听你的消息，他们回来告诉我，确有一个柯山同志，但你下乡去了，没有见到你。你知道我听了这个消息，该有多么高兴啊，那天晚上兴奋得失眠了。
叔叔，你没有忘记吧，七年前我们在汽车上，在所里的晚上，在柑子坪的大路上，在围城的小溪旁，我和你说的话，虽然那时还有点孩子气，那些话现在看来还很幼稚，但是，那美丽的幻想毕竟实现了。听说麻栗场至围城的公路已通车。你，我亲爱的叔叔，比我先参加了我们苗家的建设。而我，不久也将回去开发故乡的农林水利。让那柑子坪变成一座百花园——遍地果园的集体庄园！让那纵横的荒山变成麦地和水田，让那饱受了践踏的土地长出更多的庄稼！
寒假我可能回去，那时和家人——你、二伯娘以及所有的同志团聚，相信将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愉快！
向你致亲爱的致礼
你的侄儿吴金生（石金生）匆草。
我匆忙看完这封信，又从头仔细地看了两遍，嘴都闭不上了，心里好像开了花，不知怎么才好。我对小尧说：“小尧，你算猜对了，我的故事没有讲完！”
我连忙把信念给他们听，大家都愉快起来。
筠嫣然一笑说：“看你，喝酒喝得脸都红了。”
“不！不是的，这不是酒的作用，这是春天给我的红润。”我回答。
“你疯拉，今天是中秋节，9月了，哪儿来的春天。”她瞟了我一眼说。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夜的寒气，说：“是春天！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春天，月月都是春天，这是9月里的春天。”
月亮像银盒似的悬在当空，花瓶里的野菊花挂着水珠，闪着碧晶的光亮，显得格外秀丽而有生气。市镇中心，密密麻麻的灯火和那红蓝宝石色的霓虹灯，沉浸在月色之下，有意地向人们眨着眼睛。
整个城市、山野都浸在和平的月色中了，这夜是多么得静啊！
这便是《野菊》的结局，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对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美好憧憬，亦极具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代特色，同时不失当代知识青年的浪漫主义格调，比如结尾处的“不！不是的，这不是酒的作用，这是春天给我的红润”，再比如开篇处的“饭菜都在烤炉里。吻你。筠”。因此，我更相信小石的“复活”，是作者在那个年代下的颇具时代特色的浪漫主义选择。
相比之下，《湘西1949》为了突破篇幅的限制，将小石的“使命”予以了延长，设计出蒋特吴刚从柯干事手中逃脱的情节，继而小石在“松林阻击”中并未落崖，而是一直追缉到古丈，然后是“辰溪保粮”“凤凰夺粮”。这不过是出于创作技巧上的考虑。不同的是，在尊重前辈倪进的创作思路的基础上，虽然依然保留了“小石落崖”的情节，但是他面对的不再是一名匪兵，而是第一反面主角——吴刚，落崖是为了保护第一正面主角——柯山。这并不是无意间落入所谓的“经典俗套”之中，而是出于古今中外读者对这类作品的英雄主义的永恒诉求，同时，也是在为知识青年柯山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做铺垫。
我虽然没有选择让小石“复活”，但也没有让落崖与牺牲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其尸骸并没有被找到。这是出于双重考虑，即对《野菊》创作思路的尊重，以及对具有当今时代特色的留有创作想象空间的考量——也许小石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而未被发现，又或像《野菊》中描写的那样，有过“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脑子不好使，以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的失忆，然后辗转归队；也许小石被总攻之前迂回到悬崖下的匪兵劫持，再从《野菊》中描写的“如果真要是落在敌人手里，我绝不屈服，自杀——不！我拼死也要换个本钱，或者趁现在就逃跑”中，引申出新的经历。也许读者朋友们会有更加精彩的想象选择，继而和我一样，与历史有一次超越时空的握手。
我顽固地相信，文字中总会体现出作者的感情色彩，总会富含时代的密码。当时隔20年、30年乃至50年，在重读这些原始文字时，就会有更深的感悟。特别是在已经习惯了A4纸上那生硬的打印字后，在翻阅当年的底稿时，那繁复的勾划修改，那时疾时舒的手写字，甚至那泛黄卷边的稿纸，那已经褪色的字迹……都在强烈地辐射着那个时代的DNA信息。
我还顽固地认为，《湘西1949》不仅仅是一次文学意义上的超越时空的联手创作，更是一次充满敬意的超越时空的历史性握手。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在此，谨向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牺牲的先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朱新开
2
父亲的手稿定格在——1956年，到2009年正式出版，已过半个世纪。
53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湘西1949》来说，这53年，却涵盖着太多的不容易。在此，我首先代表母亲刘喆和兄弟姐妹，向出版方“北京新华先锋”以及给予此书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向作者之一的朱新开先生表示感谢，是你们的努力完成了我们全家的心愿，并呈现给读者一本跨越时空的联手之作。
父亲是在2001年过世的，他生前没有过多提起这本还叫《野菊》的手稿，作为子女甚至一直没有见过，因为搬家整理遗物时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也为日后进一步修改留下太多遗憾，很多情节无从考证，我只能在星星点点的记忆中寻觅。在父亲生前，我几乎没有直接听他讲起过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这应该是那已经沁入骨子里的保密纪律使然。后来，朱新开为本书采访我母亲时，一开始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1978年父亲平反后，家里经常有湘西的老战友来看望他，在叙旧时会谈起当时的经历，那时我还很小，现在已经很模糊了，只知道父亲时任47军保卫处干事，后来做过预审科科长。据他的战友说，父亲当时很有名，多次立功受奖，湘西有名号被捕获的土匪，他基本上都参与审理过，包括暂编第一军军长陈子贤。据母亲回忆，枪决陈子贤前，父亲还和他长谈一晚。
2007年，我和朱新开为了重新撰写本书，特意前往湘西采风，先后走访了花垣（原永绥）、沅陵、辰溪、麻阳（原麻西口）、凤凰、吉首（原所里）、张家界（原大庸）等地，令我感受颇多。特别是在沅陵，我们拜访了47军军部旧址（现湘西剿匪纪念馆），这里是我父母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我的两个姐姐也在这里度过了她们的童年时光，虽然整个环境已有很大变化，但还是能够找到母亲描述过的历史痕迹。我们又通过沅陵市公安局郝世武同志的帮助，前往目前已改做看守所的原沅陵监狱，当我走进还摆放着当年老家具的审讯室时，时光仿佛回到了1949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看到父亲在审讯桌后向对手射去的威慑目光……
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他的南工团战友基本都是大学生，在那个年代，这也预示着他们家庭的曾经相对富裕），一生坎坷却刚直不阿。母亲经常对我们说，父亲一生没过几天好日子，到1978年平反，大大小小的运动就从没落下过他。然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即使在他身心遭受摧残的年代里，却依然对生活充满着向往，他的一举一动都感染着家里的每个人。姐姐曾这样回忆道：那时，父亲在北京远郊区劳动到天黑后才能回家，只要孩子们还没睡，他就会拢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学习情况；每到节假日，还会和孩子们一起猜谜语、讲故事，至于小提琴、二胡、唱歌、滑冰、游泳等，都是父亲的拿手好戏。而作为具有绝对红色家庭背景的母亲，能够对父亲始终保持不离不弃，除了对爱情的忠贞外，应该还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