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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描绘了一组印度人、英国军官和英国妇女的群像。可以看出，作者在如何把本书中各种强烈的冲动连结在一起上下了很大功夫，最终使该书奇妙而生动地反映了生活。
对这本小说的简单介绍并不能使读者对它有足够的认识，因为福斯特这部作品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于紧张场面本身，而在于最后造成这种紧张场面的一系列平凡小事的不断发展变化。一个词、一句话、一笔性格刻画以及营造准确的大环境——这些笔触使福斯特成为一个小说家。这本书的情节是围绕着一个年轻的印度人阿齐兹医生展开的，他无辜地被一个神经质的英国女郎指控为企图对其进行人身伤害，就这样他成了两种人——英国人和印度人——都要摆脱却又将他们连在一起的一片合叶。随着情节向前推进，一些事情变得清晰可见。其中没有一件揭示了英国人的愚蠢，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一点。
这是征服者定的制度，它不允许印度人加入白人的俱乐部；它自以为了解印度人的思想，尽管那不过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它永远怀疑和鄙视印度人。
这些就是福斯特清清楚楚描绘出来的印度生活的剪影。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很好说明。菲尔丁是一个同情印度人的英国人，不肯盲目地做出判断，与他的英国同胞为伍。在阿齐兹医生拜访他的时候，菲尔丁恰好掉了一个领扣，于是阿齐兹便慷慨地把自己的领扣给了他。后来我们读到，法官希斯洛普做了如下评论：“阿齐兹从头到脚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但是他却忘了扣上后领扣，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印度人都是这样：不注意小节。这种根本上的疏懒显示了这个民族的本性。”这里，概括地说，福斯特揭示了盎格鲁印度人对待印度当地人的态度，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疏懒，英国人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书中对印度人的描绘是无与伦比的。当然，阿齐兹医生的形象比其他人更丰满一些，因为他体现了福斯特急于表现的印度的那个侧面——那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虽然了解英国的文明，但他永远不可能在它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实际上，《印度之行》似乎在宣称，印度和它的征服者之间是无望达成一致的。当两个永远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民族一起相处时，总会形成两个群体。这座房子总要分成两个部分。上述所谈的几点充其量不过是这本书丰富内容的十分之一二。刻画清晰的人物，对思想和生活的微妙变化细致入微的传达，以及运用语言的功力，都体现出福斯特正在他创作的顶峰。当然除本书外，《哈罗德区》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两部书也是如此，只不过这本书的场景更宏大，寓意更深刻。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作者不断地成熟，驾驭文字的能力不断加强以及娴熟的技巧。利奥纳多·伍尔夫这样评论道：“福斯特似乎已达到这样的阶段，在他的笔下，没有什么太简单或是太微妙的东西能难得倒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印度之行》肯定会使他的读者人数增加。而他原先的那些读者理应为自己的敏锐感到荣幸。
（赫伯特·戈尔曼，1924年8月17日）
出诊——《阿罗史密斯》，辛克莱·刘易斯着
当像辛克菜·刘易斯这样声名卓着并拥有一大批聪明的追随者的作家，终于打破3年之久的沉默时，我们对它的结果都翘首以待，不含丝毫的担心。
从来还没人使小说成为社会讽刺的如此强大的武器，也没有人通过这种艺术形式对国家的自我满足发动如此猛烈的攻击。仅从占领的地盘来看，他是前无古人的。他的第一部严肃作品（他早期的作品只能当成习作），又表明他的攻击已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令人吃惊的方向。他的第二部作品证明它的背后有某个信念，并很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偶然的机会，它为我们的语言增加了一个新词，同时又为处境窘迫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射程广远的有效武器。今天说“巴比特”——“Babbittry”这个词其意义蕴含了咒语的全部力量。
刘易斯先生的新书现在又在召唤思考。甚至在打开它的封面，没进入它广袤的空间之前，它就大体上规定了我们判断的方向：我们会问，《阿罗史密斯》会像《大街》和《巴比特》一样，真正成为堪称“伟大”的三部曲中的一部吗？
合上书时，人们会感到，如果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最终的目标，这本小说就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刘易斯先生在精神上发动了进攻，但他没有前进，至多只是向他主题上某个凸现的堡垒发起了猛攻，为他的前锋铺平了道路。许多反对他结论的有效的批评都是从制高点发出的，如果他在使他一举成名的小说里没有选取一个主人公医生来作对比，那些批评就绝对不会是它们现在的样子。粗犷热诚的利尼科特医生开车奔驰在肮脏的大道上，后座上放着装有医疗器械的箱子，他一次又一次被认为是对格弗草原和泽尼斯的那些不满的唯美主义者最好的反驳。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阿罗史密斯》是对过于信任他的人的反击。和福楼拜一样，刘易斯先生也出生于行医世家，他是内科医生的后代，因此写的小说都和医生有关，且对美国现行的行医制度不留情面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相信希波克拉底誓言里有“神性”，相信有市场就有供给，由此期望医生具有职业道德的人，在此得到提醒，即他们的信仰将受到严峻的考验。两位男人，一个是缺少社会经验的德国老细菌学家，一位是他的美国弟子，科学真理对两人而言就是宗教，他们进行了一场失败的战斗。刘易斯先生以此为主题，向我们描绘了因理想的幻灭而令人不安的图画。我们以飞速走向失败的速度穿越艺术的长廊，长廊里到处都是这些好医生的肖像，然而他们是好人并不因为他们是医生。至于其他人，时而以诽谤作武器的卑鄙竞争，经验法则以及对以此过时的方法作研究的厌烦。在真正的科学发现未得到证实并采取保护措施之前就急于将其用于商业的欲望，渴求飞黄腾达以及对金钱无节制的追求，瓦釜雷鸣，黄钟毁弃，这些构成了刘易斯先生充满了火药味的图画里的阴影区。在这个充满了恶意、不公和喧嚣的大旋涡里，出于很偶然的机会，在破碎的试管和曲颈瓶的废墟上，一束紫罗兰害羞地探出她的脑袋，所有小说中最可爱的人物——无与伦比的荔娥拉诞生了。即使刘易斯先生别的什么也没做，他也已差不多为我们描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婚姻之爱的伟大故事。马丁·史密斯第一次邂逅荔娥拉是在泽尼斯总医院，巴比特的故乡。
马丁出自寒微，他衣衫褴褛，个子细长，词汇量有限，但就像撒哈拉沙漠渴望水一样渴求知识。14岁时，他凭着“一副厚脸皮和一股子拧劲儿”，成了艾尔克·弥尔思城负责出生和死亡登记的老酒鬼道客·维克松不拿薪水的助手。18岁时，他成了伟挪梅州立大学12000名在校学生中的一员。在伟挪梅，由开业或即将开业行医的医生组成的学会在不祥阴影的笼罩下开张了。那里有罗伯肖医生，他总是“尖着嗓子告诉别人有关未婚姑娘的琐碎实验”；有奥列佛·思达特医生，“他一遍一遍地重复许多有关左脚小趾的知识，结果几乎没人爱听”；有利落得·戴维森，“他本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店主。从他那儿你可以学会如何给病人开出合适的药，尤其在你不知道他出了什么毛病的时候”；还有罗思客·捷科医生，他是个“小贩子，本可以在石油股票上有一番作为的。他是个耳鼻喉科医生，相信人体内有扁桃体是为了向专家们提供闭合式发动机”。马丁的同学也并不因为年轻、富于热忱而令人感到有趣。“不论他们想些什么，他们都得去背下一连串的名字，以便连滚带爬地通过考试，成为一个每小时能挣上5美元的受过教育的人”。
从此时起，荔娥拉就不仅在故事中处于主宰地位，她成了故事的灵魂。
当她无谓地惨死时，它就结束了。剩下的很短的部分只是个枯燥的反高潮，在社会野心及金钱的驱使下也堕落的那些人成了他们本人的讽刺漫画。她是其丈夫可爱而无畏的批评者。
“你不是个会吹捧的人，”她告诉他：“你是个谎言的追求者，你应该呆在实验室里，去发现事物，而不是为它们做广告！你以后还要这样，笨手笨脚地撞进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