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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飞赫尔辛基只需9个小时，比去巴黎还快，北欧已不再遥远。北欧的人们，尤其企业家们，都热衷于来中国投资，中国改革开放的光芒射进了北极圈。黄金贵于文化，中国的艺术却尚未引起那边的注意，就说西欧比利时的国家画廊吧，我们只看到陈列了韩国的现代绘画，未见中国的。要到市场上才能找到中国的呢，还是中国只靠自己国内的广大市场争取世界，扬名世界！
太阳旅游
日出而耕，日入而息，我们祖祖辈辈依赖太阳生活，太阳也从未离开中华大地。进入北极圈，情况不一样，太阳也怕冷，整个冬季她便到南方旅游，北国之冬，人们日日夜夜生活在黑暗中。漫漫长夜如何生活呢，是否永远伸手不见五指。据说不是这样，因遍野是雪，宇宙浸染在灰白朦朦的气氛中。那大概是诗人的国度了。踏破铁鞋，正想一睹诗国风采，但待我们抵达芬兰北方的罗瓦内米，进入北极圈里的圣诞老人村时，偏偏太阳已回来了。春回大地，残雪、新柳、微波粼粼的河流上飘浮着大大小小的冰块，一派北国江南风光。主人们高兴地说春天欢迎我们，但我深深感到失望，扑空了。不仅看不到长夜的诗国，几乎连夜也消失了，下午11点钟了，落日的斜晖仍伏在窗前不肯离去，使人忘却入睡。因而窗帘至少是双重的，须有一层全不透光的黑色，挡住早晨2点钟便来撩人的晨曦。北国的居民欢呼太阳的归来，他们崇拜太阳，都喜欢赤裸着身子在绿草地上享受日光浴，那绿茵地上一堆堆白肤色人群，搭配着男女老幼，远远看去，像一簇簇鲜花。我立即回忆起在非洲西岸弗里顿等地见过海滩上躺满大批白肤色欧洲人沐日光浴，那时正是冬季，其中不少当是躲避家乡寒冷的北欧人吧。飞机虽已能追上太阳，但并非人人都是随时能追随太阳旅游的富裕者，众多的人民只能留在并非真是诗国的家乡，克服艰苦环境以求生存。阳光雨露对地球上的居民并不公平，丹麦得天独厚，我们访问的一户丹麦农民只二三个劳动力，种上百公顷麦田，因无需灌溉，还有余力经营现代化饲养场，养的猪大如北极熊，是瘦肉型的。主人说很幸运能接待远方来客，因他家几天后便要去瑞典旅游。挪威曾被称为海盗之国，但海底惠赐了大量石油，于是也富裕起来了。看来，不怕寒暑，不逃荒，人民的最佳前途是建设自家的家园。自家的家园最美丽，我对斯德哥尔摩的友人说，你们这水上城市桥梁纵横，很美，是“北方威尼斯”。答：威尼斯才是南方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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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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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我住在北京大杂院里，老房破旧，地面潮湿，但房顶很高，原先是会贤堂的餐厅，被隔成几家住户。我家用一大块布帘遮挡卧床，床后特制了一个高大木架，架上挤满我的大幅油画，油画踞高空，防潮。因取拿不便，轻易不让人看画。那年月，苟全性命于乱世，我不接待来客。有一位友人恳请我接待一位对我作品的知音，是一位驻丹麦的大使秦先生。我很犹豫，因从不与官场交往，何况是外交官，里通外国之类的帽子躲都躲不掉。经再三说明秦先生对艺术的爱好及来访之诚意，我接待了，并爬上画架翻出几幅油画请嘉宾看。在看画过程中，我了解秦先生确有水平，他之赏识我的作品，出乎真知与真情，他并送我一只西德烧制的彩绘小瓷盘留念，盘很美，作者署名BJEMWIINBLAD，此盘今日仍悬于我方庄家中，后来我多次出国，在好几个国家见到他的作品，价昂。秦先生休假期满返丹麦前，托友人传话，问我愿不愿为丹麦使馆客厅作一幅油画，他认为这样风格的油画外国是没有的。我同意了，因时日仓促，便依据旧构思作了一幅《北京雪》，就是我那破杂院门前美丽的什刹海之雪，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为驻外使馆作画。
画走后，我与秦先生也再无联系，渐渐淡忘了，但偶或亦会惦念到这幅作品。
20年岁月匆匆流逝，1994年我随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访问北欧五国，其中包括丹麦。于是20年前的旧作《北京雪》立即浮现到眼前来。她真的到了丹麦吗？丹麦人见过她吗？她还健在吗？抵斯德哥尔摩时，使馆的一位参赞先生告诉我，说在丹麦大使馆有我一幅画，他几年前当信使时，亲眼见过。心怦地一跳，万里寻亲，已有可靠线索，作品肯定是曾定居丹麦使馆了。但参赞先生是几年前见到的，近几年我的画价不断上升，参照我赠国内的许多作品被出卖的下场，怕未必真能探视到远嫁丹麦的女儿了，喜讯似乎又成了心病，我对谁也不吐露这心思。
访问日程排得紧紧的，但总按序进行，终于到了哥本哈根，等到了要去大使馆会见华侨和留学人员的一天。似乎被命运作弄，要去使馆客厅参加集会之前我恰好有别的事，耽误了，未能随集体去客厅。待我单独赶到使馆，集会已结束，我被直接送到大使官邸参加小型活动。在闲谈中，李瑞环主席指着我对现任大使郑先生说，你们客厅里悬挂着吴先生的一幅油画，知道吗？郑先生茫然，说不知道，李主席笑说可以请吴先生亲自鉴定。我感到突然，几乎不能自持，但仍保持镇静沉默，没有插话。我一向不在画面上署名吴冠中，后因假画太多，于八九十年代之际开始在水墨画上签署吴冠中，在油画上则永远只签一个荼字，也因油画笔写汉字困难，写个标志即可。作品的风格与质量才是作者最权威的签署。严格地讲，作品毋须署名，有水平的观众一眼就认出是谁的作品，真有生命的作品是无法仿制的，如鲁迅的文章和梵高的画。在这幅《北京雪》中我也只是在树根隙缝间写一个小小的红色荼字，一般人根本不注意或找不到这个小红点字样，李主席是如何认出的，我后来也没有问过他。时间的分配真是分秒必争，晚餐后我们集体离开了大使官邸。我的心思没有宁静，20年前的这幅画质量究竟如何，会不会嫁出了一个丑女，画面保护得如何，有否破损、变色……第二天，利用一点空隙，我要求驱车去使馆客厅看一眼这幅画。画面仍保持完好，质量也可以，一块石头从心里落下了。同使馆人员聊天，他们不知道这是谁画的，每当使馆举行招待会，也常有外国人问及这是谁的作品，因他们很少见中国的油画，回答说大概是一位青年画家所作。客厅里布置的大多是瓷器、贝雕之类，这是唯一的一幅油画，并挂在一角不醒目的位置。我立即想起当年秦大使的用心，他走后使馆人员已更换了多次，都不知道这是谁的作品，也许连秦大使也已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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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婚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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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造不属于社会职业，诗人没有职业！他们要生活，便要靠从事其他任何有代价的工作来活命。杰出的艺术作品必然产生高昂的社会价值，但那多半是作者身后之事，本人无法预支。我这一辈子，是靠教书的工资养活自己，养家人，养艺术。艺术吞噬了我的全部精力，我永远付出，从未考虑得其回报，这是陷于苦恋者们的不幸吧。丰子恺有一幅漫画，画一个披长发的诗人在嗅手持的一朵花。两个老乡在其背后窃窃私语：这诗人是做什么生意的？丰先生既同情诗人无职业之无奈，也揭示了装腔作势的诗人心态。
老友熊秉明先生来北京展作品，规模不大的展览给观众带来惊喜，给行家带来震撼。在座谈会上，披肝沥胆，专家们直抒胸臆。因我曾写过关于秉明的文章，说他同艺术只恋爱，从不考虑结构成家——成家者，成名之谓也。学哲学出身的熊秉明始终转轮于哲学与艺术之间，而且在艺术中除致力于雕刻外，更涉猎绘画、书法、文艺评论、诗歌与散文，似乎每一条岔路都吸引他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