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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种植特点和自然条件的差异，盲目开展移山遣田？填湖填海造田？菜农种粮经济作物上山等大规模活动，使原本正确的生产经验也走向反面。其次，不顾各地经济实力，开展大会战人海战术，不讲经济效益和科学技术，长官意志横行，使得一些地区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社员疲惫不堪，收效却甚微。再次，有些地区，违反保持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带来了不良后果。如湖北原有千亩以上的湖泊1066个，总面积833万公顷，由于围垦造田及筑坝建闸使水位降低，到1977年只剩下326个，总面积20，26万公顷，减少了76％。各地着名的大湖泊如洪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滇池、乌梁素海等在这一时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成为我国90年代长江、松花江等流域频繁发生洪涝灾害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五计划末期，学大寨由前期的政治运动号召发展为有组织的长期农业规划。1975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是方向，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这样，许多极左思潮严重的地区也率先提出了穷过渡的口号。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农业经济遭到严重影响，在缓慢发展中形成了两次大的波动，出现了1968年…1972年的负增长。1968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45％，粮食减产4％，棉花持平，糖料减产18。1％。1972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粮食减产39％，棉花减产7％。这两年负增长自然有其客观原因：1968年是因为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动乱严重冲击了农村，1972年遭受了自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但总体上看，1967年至1977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仅为2％，比至1995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的43％低23％。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不及43年间年均递增速度的一半。
由于周恩来、邓小平强调落实政策的务实思路的努力，三五、四五时期农业经济与文化教育、工业、科技等方面相比，受文化大革命破坏相对小些，并不是濒临崩溃的边缘。特别是四五时期发展比较稳定。但务实思路在当时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采取守势，以调整和继续坚持农业六十条的方式，在争取毛泽东认可的前提下进行的。
1970年8－10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现有三级所有、队力基础的制度及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指出绝不能照抄照搬大寨一些具体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上的经验，对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些地区搞穷过渡
的错误做法起了抑制作用。会议还讨论形成了《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各地在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中采取了一些措施：适当划小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的规模，禁止一平二调；恢复劳动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制度、小包工制度；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开展农、林、牧、副、渔业多种经营；刹住没收自留地之风；采取措施鼓励社员的家庭养猪等等。11月28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转发会议报告的批语，要求各地联系四五农业规划，制定1971年农业发展计划。
1971年9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分光吃尽，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强调指出：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公共积累不要一下子增加过多，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方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还提出：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当年，中共中央决定适当提高花生、油菜籽、芝庥、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和糖料收购价格，发出《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纠正一些地区购过头粮的错误，对鼓励农民增产粮食和多种经营起了积极作用。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各行各业整顿工作。8月18日，他在讨论《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时重新提出了他1964年制定三五计划时的指导思想说：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我给四川的同志写过信，告诉他们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在当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他不顾江青的当场反对，针锋相对地严厉批评了农业的落后现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了我们国家的后腿。
1975年成为学大寨主体思路和务实思路直接交锋的一年。毛泽东内心是赞同穷过渡的平均主义主张的，但大跃进刮共产风造成的严重饥荒，也使他接受了沉痛的教训，比较谨慎，即使在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仍然肯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规定，强调要备战备荒、广积粮，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
两种思路都在积极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8月24日。陈永贵向毛泽东报送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中，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制势在必行。毛泽东将此批给邓小平，要求在政治局讨论一次。坚持务实思路的领导干部们对此进行了抵制。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期间，与会的大多数地方领导人都不同意陈永贵的建议，将其搁置起来。
总的来说，在当时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困难条件下，务实思路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上进行照顾农民利益的政策调整，不可能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满足农民的根本要求。正是由于中央正确力量中这些对发展农业的努力和纠正错误，使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农业经济仍然有一定增长，特别是粮食实现持续增长，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从1965年的544斤增长到1978年的6374斤，增长17。2％。但即使比较稳定的1970至1975年，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速度也只是34％，仍低于1952至1995年43年的年均递增速度。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农业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社队企业的崛起。这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有关。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回信作了重要指示，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主要内容是：
只要在役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
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一来，军学、军农、军工、军民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一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五七指示对农业、农村、农民提出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这对60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局面时中央提出的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是一个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这种要求在宏观指导思想上反映了毛泽东的超越社会阶段的消灭三大差别构想，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政治环境中又被极端宣传和强制推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设想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并且把这种形式由农村推广到城市，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衣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将幼儿园、敬老院、公共食堂、学校囊括于其中的人民公社，就是他理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从此时起，他头脑里已经大致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
正如他所说，五七指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少年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