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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所说，五七指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少年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不同的是，提出了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这一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致，产生了客观上起到严重破坏作用的影响。要求全国人民都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这无疑是在提倡消灭社会分工。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送到五七干校长期从事简单劳动，教授放牛、专家挖土的荒诞现象比比皆是，学校成为工厂和生产队的附属，只能学习和教授三机一泵等实用劳动技能，而大学直接从工农兵中招生，甚至由他们来办学讲课。
然而，这种牺牲城镇人口利益的做法，并没有给农村带来任何好处，农民却以他不曾注意强调的另一口号悄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发展社队企业。这样，在同一个目标下，出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怪异现象城里人被迫务农，农民却渴望做工。
70年代初期，农村出现了需耍而又允许社队工业（主要指农村公社以下的集体工业）发展的环境。首先是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人民公社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使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沿海人口密集省份的农业劳动力出现多余，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多余的人口急需寻找出路。其次是国家号召实现农业机械化，但又拿不出较多的资金予以扶持，只能允许一些农村地区企业自己扩大生产解决。再次是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效益始终不高，不能满足城市和农村的产品需要，市场出现了较大的缺口。最后，1964年、1969年两次三线建设高潮和下放企业运动，使得大批工矿企业或者迁移到偏远农村地区，或者下放给地、县一级来管理，增加了农村地区的资金和设备使用权力。随着开展这些建设和运动及兴办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批科学、文化、技术人才流向农村地区，带来了兴办企业的知识力量和市场信息。
最根本的一条，当然是农民自身利益的驱动，他们从长期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从没有国家计划供给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造成的困苦中，看到了发展企业可能带来的巨大好处，而逐渐试图挣脱几千年种地搞饭吃的束缚。于是，从70年代起，因地制宜，不需国家投资的社队集体工业以毛泽东1966隼提出的农业机械化要求和五七指示中亦工亦农的设想为理论依据，在夹缝中艰难地走出了一条路。
1970年，全国北方农业会议提出，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求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这一指导方针给被捆绑在单一农业上的各地农村提供了红头文件。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传统手工业的省份首先行动起来，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工业。以江苏省为例，社队工业总产值1975年已达2244亿元，比1970年的696亿元增长222倍，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社队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33％上升到93％。这些社队工业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为农业服务；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产力状况，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许多城市工业纷纷停产闹革命，多数社队工业仍能坚持发展生产。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发展社队工业也被指责为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一打三反运动将其视为钻国家计划的空子，投机倒把。一些社队工业因此而夭折，但在广大农村社员干部的抵制下，多数仍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四五计划时期，部分中央领导人对社队企业的认识开始有了大的转变。1974年12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看到湖南省社队企业局的两个材料，写信指出i社队企业有如烂漫的山花，到处开放，取得7可喜的成绩。他要求加强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全面规划？社队企业就会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向前发展。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受此鼓舞，1975年9月5日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改变1962年中央关于公社工作六十条中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毛泽东和邓小平先后作了批示，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和北方农业会议，引起了重视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调查报告《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和评论文章，介绍了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事迹，对社队工业予以明确的肯定和积极的支持，指出其发展方向主要是为农业和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出口服务。要求各级领导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扶植。此后，社队工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三五计划时期，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1965年的53亿元增长到1971年的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四五计划时期，全国社办工业产值又由1971年的391亿元增长到1975年的868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到1976年底，全国社队工业已发展到111，5万个，工业总产值2435亿无，其中社办工业产值比1971年增长21。68％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更长远地看，客观上还为80年代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准备了一定条件。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与社队工业发展走过相似道路的，是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等）。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地方五小工业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但由于动乱而未能发展。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为了实现毛泽东于1966年2月重新提出的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也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国家对地方五小工业进行了新的部署。1970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强调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体系。从1970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80亿元扶植地方五小工业，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由1970年的100万元增加到1973年的148亿元。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企业管理权下放运动，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蒂来了科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于是，地方五小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三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70年，全国就有近300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20多个省、市、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与上年相比，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增长15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合成氨增长60％－70％，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这些地方五小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到四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75年底，地方五小工业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68％、37。1％、58。8％、69％全国小化肥厂有1300多个，合成氨产量比1964年增长18倍，使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4倍多。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亿马力以上，比1964年增长了近10倍。其中，手扶拖拉机、机动脱粒机分别增长了45倍和23倍，过去农村没有的机动水稻插秧机、收割机、饲料粉碎机分别拥有32万部、17万部、94万部，电动碾米机、轧花机、榨油机比1964年分别增长104信、18倍、11，8倍。
但是，五小工业上得过猛、过多，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一，确定项目和选址没有进行论证，缺乏规划，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许多小工业原料没有来源，产品没有销路。其二，片面强调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又用大批判开路，结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其三，新增职工过多，采取人海战术。1970年、1971年仅县办工业就新增职工2400万人，占全国新增数的40。7％。1973年2月，周恩来指出了这些问题，要求进行整顿。他说：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