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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基本建设方面，投资摊子铺得过大。由于1952年基本建设工作不够理想，各部门、各地方都想在1953年多搞些基本建设，因此在编制1953年预算时，就将上年的财政结余30多亿元列为当年收入，扩大了基建规模。又看到国营商业部门1952年的库存比1951年增加了24亿元，因此又通过压缩库存、挤出流动资金来安排基本建设。同时，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益，也盲目地上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项目。结果，1953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计划比1952年增长了75。5％，但是实际比上年增长83。7％，职工总数比上年增加了15。8％，工资总额增加了31。8％。而同期重工业产值则比上年增加37％，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7％，其中粮食产量仅比上年增长18％，棉花反而比上年下降99％。由于基本建设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大大超过了农副产品的增长速度，结果使得1953年市场供求关系紧张。
（3）在商业和金融方面，为配合基本建设的资金需要，银行和国营商业部门过度压缩了商业库存和流动资金，引起生产和流通的不正常。1952年底，由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库存增加，由于对物资储备和平抑物价的作用认识不足，在国家强调经济核算和基本建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认为商业库存过多（1952年底，国营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比1951年增加72。7％，达到75亿元）。因此，国营商业部门于1953年1月共同决定压缩库存和流动资金（当时称之为泻肚子）并估计可以挤出30亿元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支援工业建设；银行则计划收回商业贷款20亿元，支持财政动用上年结余。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国营商业部门纷纷压缩库存，一方面对国营工业企业的某些产品和农副产品少购少销或不购不销，另一方面则大力推销库存商品甚至降价销售。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引起部分国营企业产品积压或减产，某些商品市场脱销；二是导致市场上出现公退私进的局面。
（4）在农业方面，出现为追求高指标而强迫农民的急躁冒进倾向。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地方政府在编制农业计划时，由于缺乏经验，既将指标订得过高，又将计划变成指令层层布置，下达到农户；同时，为了落实1953年的农业增产指标，基层干部又受宣传的影响，将合作社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加以推广，由此造成农村中的命令主义、五多现象（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和不顾条件地大办合作社。这既干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对于上述冒进的苗头，1953年6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对此作了系统纠正。
会议一方面及时息结了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基本建设工作中的盲目性和冒进，要求今后提高计划性，强调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财力必须集中使用，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另一方面，会议又把前一阶段的修正税制和商业中白勺泻肚子，上升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将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联在了一起。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应极大注意以下四个问题：（1）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2）重点建设，稳步前进。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财力必须集中使用，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3）既要加强集中统一，又要发挥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4）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上述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出，对于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前三年的经济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下达后，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国家计委也对1953年的年度计划作了调整，压缩支出，增加收入，经济情况迅速好转。到1953年底，财政收入经过努力达到2229亿元，财政总支出为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尚有28亿元的结余。与此同时，还纠正了税收、商业、银行、农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冒进倾向。【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53年尽管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工业增长速度很高，但是也造成了财政收支、市场供求、物资供应、银行信贷等方面的全面紧张。在纠正冒进倾向后，中共中央制定的1954年度圉民经济计划，则比较稳妥可靠、留有余地了。
三、1956年冒进的形成及其原因
1956年经济建设中出现白勺冒进，与1953年经济建设中的小冒进相比，其形成原因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自发形成的，主要是各部门建设热情过高、计划不周造成的，原因比较单纯，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
1956年是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头，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突飞猛进、迅速提前完成的一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兴起，对经济建设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1955年下半年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在批判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产生，党在胜利面前不够谨慎了，特别是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开展了反对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右倾保守主义之后，还认为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多少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应该批判和克服这种右倾保守思想。195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大意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快一点，不要出现两翼（指三大改造）走在前面而主体（指工业化）落在后面的现象。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在1956年初公开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书的序言中也表示出来，并为全国人民所知。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充满了形势喜人、形势逗人的气息。
上述思想和舆论的变化，反映出党，尤其是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产生了急躁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和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有着一定的经济背景。
众所周知，1955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由于受1954年农业自然灾害的影响（工业原料不足），增长速度比前几年大幅度下降，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5％，其中工业总产值仅增长6％。到1955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剩下两年时间，尽管工业已完成一五，划增长额的61％，农业已完成一五计划增长额的63％。但是基本建设计划投资额只完成一五计划的51％；第二，由于缺乏经验、估计不足，在制定和实施1955年度计划时，曾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结果不仅年底财政结余18，1亿元，而且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剩余，使得1955年计划显得保守了一些。按照年经济建设速度，一五计划是难以如期完成的。这既是毛泽东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农业拖工业后腿问题），也是毛泽东对1955年计划工作不满意，认为存在保守思想的原因。另外，也有不少国蕾企业和部门的经营管理者为了增加完成任务的保险系数、减轻压力，在制定生产计划和预期利润时，都尽可能地压低指标。
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即深有体会，说：一些企业和部门在提高生产和增加利润时是保守的，而在增加投资和建设新项目（即向上要钱、增加投入）时则是冒进的。这种多数企业在生产上仍有潜力可挖的现象，在反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时曾不时被揭露出来，毛泽东肯定会有所觉察。第三，1955年农业取得大丰收和当年财政物资的结余，也为1956年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使1956年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了可能。第四，1956年，苏联援助的许多建设项目将进入施工高峰，为了避免建设任务过多地拖到1957年（即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造成被动，基建部门也都希望加快1956年的经济建设速度。
由于上述经济因素的作用，加上政治上反右倾保守以及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1956年1月第三次全国计划会议在编制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就对经济发展速度考虑较多，而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