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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经济因素的作用，加上政治上反右倾保守以及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1956年1月第三次全国计划会议在编制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就对经济发展速度考虑较多，而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财力、物力等条件研究不够，结果提出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21。7％，达到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粮食产量比丰收的1955年增长92％，棉花增长18。3％，均超过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应达到的指标。为了保证上述增长指标的实现，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职工工资总额和农业贷款三个方面自然要突破原定计划，有较大增加。结果出现三管齐下的经济过热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建设规模过大。1955年9月国家计委预定的1956年度基本建设投资额为1127亿元，而1956年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则将其增加到147亿元，结果1956年的计划投资额比1955年增长71％，占一五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额的35％左右。由于要大干快上，1956年2月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又将一五计划期间的限额以上基建项目由原定的694个追加到745个，铁路建设也由原计划恢复和新建4084公里线路增加到8000公里线路。同年6月，限额以上基建项目又猛增到800多个，从而使年继续施工和新开工的建设项目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的规定。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又造成以下两个问题：（1）基本建设增长速度超过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实际比上年增长62％（经过反冒进压缩后），而同期财政收入只比上年增长57％，从而造成资金供给紧张，财政出现赤字。（2）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1956年基本建设比上年增长62％，而以生产资料为主要产晶的重工业产值只增长了40％，结果虽然动用了70万吨库存钢材，钢材仍然供不应求，其他建材和若干机械设备也供不应求，结果使建设工作中出现不少停工待料和窝工现象。仅1956年4月份，因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而未能如期开工的项目即占同期应开工项目的五分之一。另外，由于基本建设使用的物资增加过多，因此国家在原材料分配时，为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对于一般为市场服务的生产（即主要为生活消费资料）则照顾不够，分配减少，使这类生产受到限制，产品品种和数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以钢材为例，1955年供给轻工业市场的钢材占当年钢材供应量的23。2％，而1956年则降为18。7％，但是1956年因农业投入和职工工资总额大增，以钢铁为原料的农具和消费品的需求也大增，结果1956年出现手工业者到处抬价抢购废钢铁现象。
（2）职工总数增长过快。1956年计划增加职工84万人，大干快上的结果是新增加职工230万人，超过计划近2倍，增幅达到37。7％。这一年，因职工人数增加和职工升级调资（职工平均工资比1955年增长14％），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1955年增长45。8％，而同期国民收入仅增长11。9％，以生产淌费品为主的轻工业，产值只比上年增长不到20％，农副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49％，而农副产品的交售量反而低于年。由于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超过消费资料的增长，使得1956年出现生活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造成持币待购，影响了货币回笼。
（3）信贷突破计划，货币发行增加。从银行信贷情况来看，冒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1956年的存款增长计划订得过高。1956年财政预算列入动用上年结余10亿元，这意味着财政存款要减少，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编制信贷计划时，反而把财政存款定为增加35亿元，实际上当年财政存款减少197亿元。对其他存款也有估计过高的倾向，例如农村存款原计划增加18亿元，实际仅增加19亿元。结果，1956年银行各项存款增减相抵，反比1955年减少76亿元。（2）贷款增长过猛，大大超过原计划。
1956年农业贷款计划增加112亿元，结果却增加203亿元，使得农贷总额比1955年增长2倍多，超过前三年的总和，而当年的还贷率仅为45％，低于1955年的75％。同时，对城市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原计划1956年比1955年增加29亿元，但实际增加了94亿元，也大大超过了原计划。到1956年底，银行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加亿元，增长14。5％。由于存款减少，贷款却大量增加，遂导致存货差额扩大，货币发行增加。1956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5年增加42％，大大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
（4）农业生产急于求成，指标订得过高。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所提出的农业增卢目标，按当时世界农业的发展经验来看，即使大量增加投入（水利、化肥、农药、品种改良、机械），也不容易达到。而1956年初，由于受合作化高潮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许多地方都主张三至五年实现纲要指标。结果在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时，指标一再追加，使得1956年粮、棉产量计划指标变动多次。粮食产量指标，1955年9月提出：1956年比丰收的1955年增长17％，到同年12月则改为81％。1956年2月又改为92％；棉花产量指标，1955年9月提出：1956年比1955年减少13％，同年12月则改为增长16。9％，到1956年2月，又改为增长18。3％。不仅如此，各省市制定的计划，则比中央制定的上述计划指标还要高（粮食、棉花的增产指标平均比中央计划指标分别高43％和11％）。实际上，我国农业当时还靠天吃饭，加上1956年农村经济体制剧烈变动和缺乏足够的投资，上述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尽管1956年不断追加农业投资，使得农用物资供应紧张，但是由于当年自然灾害严重和合作化过急两个因素的影响，粮食产量仅比1955年增长44％，棉花产量反比1955年下降其他农副产品产量也远没有迭到计划指标。1956年初农业计划指标订得过高，其影响不仅仅是农业本身，由于农业为轻工业提供60％以上的原料，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占11％（1955年）的份额，因此农业计划指标过高必然也影响工业和基本建设提高指标。
由于以上原因，尽管经Lr反冒进的压缩，1956年执行国家预算的结果，仍出现财政赤字183亿元，支出超过收入6％，打破了1951年以来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局面。
加上当年多放的贷款，1956年共多支出30亿元。财政信贷的多支出引起银行货币投放的增加，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5年底增加17亿元。同时社会购买力比上年增加14％以上，而同期生活消费资料的产量仅比上年增长7％左右，致使国家不得不动用库存物资，1956年商业库存物资比1955年减少17亿余元，但是市场供求关系仍然很紧张。
上述情况表明，1956年国民经济建设中确实存在着急躁冒进倾向，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超出了国家经济承受能力。这种经济过热现象如果不及时纠正降温，必将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并可能引发市场混乱，同时也会导致经济效益下降，反冒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
四、反冒进的提出和初步实施
对于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具体抓全面工作的周恩来最先察觉并感到不妥。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上就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1月30日，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上述观点。2月6日周恩来与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研究如何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时，指出：既然已经存在不心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就要压一压。
后来周恩来曾多次把这两个压指标的会议戏称为二月促退会议。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又一次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4月10日，在政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提出搞计划必须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