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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脱离实际，因此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实施。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
社论说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经验。社论列举了如下几种急躁冒进的表现，第一条就是：例如许多农业合作社的增产计划过大，而且片面地着重粮棉而忽视副业，生产和非生产的投资都过多。195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酌社论《还要不要计划》就说i在很多地方，目前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同今年春天制定的生产计划有许多出入。对于这种情况，社论要求实事求是地将计划指标落到实处。
在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年度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主要的问题不是计划不具体，就是计划与实际不符；几乎可以说二者必居其一。
就计划的编制来看，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不全不透；二是过多过死；三是时间上的滞后。在1955年以前，由于指导性计划的比重较大（如个体和私营占很大比重的农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商业），计划的滞后性和不准确性（如浮夸）的影响问题还不严重。但是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问题就严重了。
就不全不透来说，主要表现在：（1）编制方法上；（2）信息获得上；（3）计划范围上；（4）计划的多变上。
在编制方法上，制定计划的方法就存在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是学习苏联的计划制定方法，即以主要产品平衡的方法来制定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但是由于当时我国农业还是靠天吃饭，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因此即使计划数字很精确，仍然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在1964年6月讨论三五计划时所说：
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洁基本上是学习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所谓计划的不全，是指在这几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对国家的基本建设安排注意得较多，对生产的安排，特别是对全国人民生活的安排注意得较少；在生产安排中，对国营经济的安排和注意比较多，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安排注意得比较少；对中央所管理的企事业注意得比较多，对地方经济和地方事业注意得比较少。
所谓不透，是指对信息的掌握、计划与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上还存在较大差距。
当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回忆说，苏联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品有3000多种，中国只有30多种，其中只有30多种有统计资料，其余都是参考有关资料估计的。为此就要求统计局增加统计报表，特别是工业生产、基本建设报表。由于要求过高，下面报不上来，计委与统计局之间就常常发生矛盾。江苏省、浙江省计委也都反映计划工作的最大问题是对情况了解不够。李富春说，江苏省委开计划会议时也反映有些县的农业计划的制定过程是：区里估计估计，农林科统计统计，县委书记同意同意，这次计划会议有人提出了三多三少，即一般材料多，典型调查少，数字多，根据少，指标多，具体办法少。这些话正道中了我们计划不碗、不透的工作上的原因。化工部设计司司长唐棣华在谈基本建设计划工作的问题时也说：计划工作在客观上是有很多困难，要求具体计划完全不变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应当承认，我们对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编制和修改是不够慎重的。往往没有必要的根据就决定计划，有项目有进度但产品方案厂址区域不定，使设计工作无从着手。而对已经肯定了的计划，又往往轻易的变更任务变更厂址。
像四川肥料厂三年来四迁厂址，长寿化工厂一年多五改任务，都是典型的例子……常有这样的事情，领导上发现了一个新情况，或者专家提出了一个建议，只要没有大规模施工，就轻易推翻原来的计划；上自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各个有关部，下至司、局、设计院，都可以随时提出意见并坚持改变原定计划。如此，计划不如变化当然就不可避免了。此外，不透，即信息的不全和扭曲，除了客观因素外，还有地方、部门和官员出于各种各样考虑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因为这些信息是经过许多机构或人员收集和转达的，在此过程中，有关机构和人员很自然地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偏好（里面除个人利益外，还有阶层、集团、单位、行业、地区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对信息加以过滤甚至扭曲。例如陈云在1954年2月主持编制第四稿一五计划草案时就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各部门不要故意把次要项目算进去，而把重要项目有意漏掉。就过多过死来说，是指国家的指令性覆盖面太宽，计划一经确定后，当其不符合实际或情况发生变化时，往往不能及时修改，因此对地方、部门或企业来说，计划就显得过多过死了。
就时间上的滞后来说，带有普遍性。时间上的滞后主要表现在：五年计划于执行中的第三年年中才正式颁布；年度计划的颁布一般都在执行年度的第一个季度末甚至更迟。这种计划编制工作的滞后，一是由于客观原因，即信息的收集需要较多的时间；二是主观的原因和计划本身的要求。就计划的制定来说，由于农业靠天吃饭，而每年的收成如何直接影响到工业生产和国家基本建设。但是农业收成如何，一般要到当年的秋天才能明朗。因此影响到计划的制定。浙江省计委在制定1955年计划时即反映，1954年的粮食产量统计数字变动了12次，很久不能定案，不但影响了1955年农业收成计划难以确定，也影响了1955年商业和财政计划的编制。薛暮桥回忆说：计委不断应各地各行业要求修改针划，有些部门和地区，直到当年12月，还在修改这一年的年度计划。人们戏称为一年四季编计划，春夏秋冬议指标。以国营天津酒精厂为例，该厂生产的产品虽然比较单纯，但由于计划表格复杂，单是成本计划就要填报235栏，347项，6239笔。这些数字，需要三个人计算半个月，还得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时才能完成上报任务。更严重的是厂不论大小，目前都采用一样的表格，这对一些一共才有十几个人的厂来说是吃不消的。
第03章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前期
·1。二五计划草案的制定
1955年8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颁布以后不到一个月，国家计委开始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规划。经过多次修改，二五计划作为党中央的建议，在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以后由于指导方针的变化，1957年、1958年一再大幅度修改1958年的年度计划数字，致使这两年没有拿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正式方案，只是在1958年8月23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提出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同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且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两个党组提出的1959年计划草案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书，中共中夹于1958年8月28日做出《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此后，由于各年度的计划数字不断大幅调整变化，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正式文件始终未能颁布。
一、八大关于二五计划草案建议的提出
（一）1955年8月至1956年9月对二五计划的研究
1955年7月5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批准并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的第二个月至1955年8月就开始了关于十五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研究。
国家各部委于8月份在国务院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在此基础上，国家计委开始编制二五计划，提出了控制数字的初步设想：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700亿元，粮食产量达到4600亿斤，棉花产量达到4300万担，也就是说，按照1957年的计划数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粮食、棉花每年分别以99％，36％，56％的数字增长。国家计委将这一初步设想于10月5日首次上报中共中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