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辏诖笤窘母叱苯锥危蠖中朔艿亟档�7年，再后来降到2至3年。这种忽略中国经济的落后情况，忽略经济发展规律的决策，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危机的猛烈爆发，直到这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基础太差，搞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否则，必然遭遇挫折。如果说大跃进期间的一个突出错误，就是高指标，那么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是造成高指标的一个重大因素。刘少奇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是一种折中方案，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说的是不提了，也不取消。从当时和以后的情况判断，实际是放弃了。这一口号的放弃，意味着中国开始正视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注意从实际出发，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老老实实地进行经济建设。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也没有讲《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陈云、周恩来等反冒进的时候，《纲要》也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怀疑。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的时候说，化们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六亿人民泄了气。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书面报告时不提，是因为《纲要》制定时调查不够充分，一些指标缺乏依据。
关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还解释不清楚。实际上，单凭理想构建出来的一大二公的模式，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此，毛泽东曾批评各地混淆了两个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懂得价值规律和价值法则，不懂得按劳分配等等，一面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将公社的规模化小，由原来的两万多个增加到5万多个，将经济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这些措施的采取，实际是对一大二公进行了调整。1961年4月，毛泽东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的几件事》，《百年潮》。2002年第10期。
在整顿人民公社时谈到一大二公的问题时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从1961年起，在党的文献和报刊上就很少提到一大二公的问题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谈到不提城市人民公社，以后经过调查再说。
1959年庐山会议后再一次反右倾，带来人们不敢讲不同意见的恶果。这次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分析这些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1月27日，刘少奇又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他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两年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就全国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交，七分人祸。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说，现在都不取消，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进一步作结论。这些看法，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讲得坦诚而透彻，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
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也在工交一组的小组会上发言，坦率地就几年来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工业、交通工作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高、大、散、乱，我有责任。由于对形势估计错了，特别是对农业增产估计高了，以为1959年粮食过了关，工业可以大搞了，因此向中央提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如建立一些经济体系的问题，结果各省都要建立一个体系，加上权力下放过多，遍地开莅，齐头并进，就由此产生了分散主义。计划工作做得不好，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损失，这二年心情是沉重的。归根到底，是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不高，是对毛主席的思想和指示体会不够，是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不完全。所以，缺点和错误应当首先由综合机关、计委负责，首先由我负责。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明确提出，当前全党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而1962年又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的最关紧要的一年，必须抓紧。为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提出了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有很多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全党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强对它的认识，下功夫弄清它的规律。在没有认识到客观规律之前，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这一讲话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央几年来工作中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统一全党对当时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加强团结，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二、1962年计划的调整与实施
七千人大会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调整国民经济下了很大的决心，但对严重困难的估计仍然不足，以为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过去，而实际上国民经济并未走出低谷。会后。按照提交七千人大会的1962年年生产计划，当年财政仍将有30亿元赤字，而且1958年至1961年的财政赤字是靠动用商业库存，动用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来弥补的。
1962年2月21至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严峻的经济形势。对于调整196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和刘少奇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刘少奇指出，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现在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针对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左倾思想，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尖锐指出：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当困难，主要是1961年粮食比1957年减少约800多亿斤，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货币发行过多，通货膨胀，投机倒把在发展，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他提出克服困难的六点意见：（一）把今后十年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约五年时间为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五）把一切玎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强调了调整的重要意义，指出调整是一场革命。他们决心大刀阔斧地为进一步调整经济打开通道，使经济建设回到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
西楼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调整工作的组织领导。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到武昌与毛泽东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成员有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