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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调整1962年计划的会议上，周恩来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4月2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他又说：对1962年计划必须做大幅度调整。有些问题如果情况弄清楚了，就要断然处置。谈到调整措施时，周恩来提出五点意见：
（一）精简城市人口，必须同拆庙、拆架子结合起来。这样精兵简政才有出路。
（二）每个部都要按行业提出企业排队计划，下决心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基本建设投资尽管只有这么一点，仍然需要排个队，循序而进。
（三）要通过控制各种购买力和动员全面节约，来弥朴市场差额，同时在收购方面要搞加工订货，否则生产出来也不一定适用。高级干部的工资还要减，生活有影响的，可从福利费中解决。
（四）要合理地控制货币投放，坚决地控制外汇，有意识地抽紧银根。
（五）要紧缩文教、科研部门的开支。
根据刘少奇的提议，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又称国务院扩大会议）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状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长篇讲话。他冷静地指出，农业恢复的速度，只能争取快，准备慢。现在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是建立在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主观设想来布置的，因而大大超出现在农业和工业生产水平所能负担的限度。他主张规划国民经济要安排一个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约要五年。在恢复阶段中，第一位的问题是增加农业生产，供应吃、穿、用。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要坚决降下来，将来再上。还要大规模减少城市人口，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
陈云的讲话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李富春在会上分析了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资生产不足状况的基本原因，一是工业生产下降，二是过去几年建设速度的架子太大，三是城市人口增如过多。他指出，从工业上讲，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需要做很多大跃进运动中，中央财经小组实际上停止了工作。
工作，准备三年基本上踏步，在踏步中有退有进。所以工业速度，至少三年不可能增长，要放慢。当前的措施要进一步贯彻农轻重方针，在先安排好农业和市场的基础上再安排工业，增产节约，首先增加市场需要的物资用品，精兵简政，有些事情要下决心割爱。李先念也在会上作了有关财政、信贷、市场问题的讲话。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把问题彻底摆开，提出的措施也比较具体、有力。他们三位的报告，给与会同志很大启发。西楼会议及国务院扩大会议的召开，符合毛泽东倡导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的领导方法，与会者希望中央和国务院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及时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3月1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并建议用中央的名义把这几个讲话转发各地。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之后，1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将这三个讲话印发省、军级党委参阅。下发后，各省、市、自治区反响十分强烈，纷纷要求扩大传达范围。中共中央于4月26日发出补充通知，将这三个讲话的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这对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干部深刻领会七千人大会精神，实事求是地估量形势，认清进一步调整的必要性，统一思想和行劝，起了指导作用。
4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讨论调整1962年计划的会议上强调指出：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而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对困难估计多一点，危险就少一点，或者没有危险；估计不够就有危险。现在国民经济全面失调，要全面调整，要有秩序地撤退。现在的调整计划是否退够？可能明年还要退。关一批工厂才能保一批工厂的生产。现在做得越彻底，情况好得会越快些。如果现在怕拆摊子，以后就会大拆摊子。
根据上述精神，国家计委决定再次调整1962年的年度计划。这次对1962年1月提出的年度计划草案调整幅度较大。李富春提出：调整计划首先按照农业和市场的需要来安排。钢铁、机械制造、基本建设要减，支援农业和市场，安排好人民生活？要决心这样干，否则，要犯错误。两头要先顾一头，否则两头都不着边际，都落空。2月底，国家计委提出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的报告。在抓计划调整的同时，李富春又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部署国务院各部门到各城市检查工业、交通、基建、财政、金融、商业、贸易的调整和整顿工作。他说：不要老在家里空谈，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就是要下去抓当前工作，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和要求。中共中央对这次检查工作非常重视，中央领导人分别参加中央检查组。李富春带领一个检查组到中南地区的河南、湖北进行检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王任重随同参加。在调查中，李富春进一步谈到工业调整要伤筋动骨。他说：工业调整后要准备至少三年不动，三年踏步。不仅基本建设，工业生产也是这样，使工业在三年内维持在现在调整的水平基础上，来帮助农业的恢复。既然是不相适应，而且不是短时期的，因此工业的调整非伤筋动骨不可，如果马马虎虎维持现状，还是不能相适应。
必须下两个决心，一是下比较长的决心，至少准备三年踏步；二是要伤筋动骨，不能维持现状。派往各地的检查组于4月中下旬陆续回到北京。中央财经小组听取各路检查组的汇报，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和调整以来的经济形势基本上摸到了底。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工农业关系和工业内部关系严重失调。首先是农业紧张、粮食紧张。
1961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45％，城镇人口增加了2050万人，即增长了21。5％，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26％，许多主要产品的产量低于1952年的水平。粮食1961年比1957年减少850亿斤，减少23％，只相当1951年的永平；棉花1961年比1957年减少1680万担，减少51。2％，低于1951年的水平；油料比1957年减少低于1949年的水平。
其次是轻重工业的关系很不协调。1961年生产资料的产值比1957年增长788％，消费资料的产值只增长15。5％。在消费资料中，6种主要食品比1957年下降27。3％。14种纺织产品比1957年下降19。6％。而1962年20种吃、穿的主要产品产量比1961年还要低，其中棉纱只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食用植物油接近1950年的水平。
重工业的内部也很不平衡。矿山能力只能适应1000万吨钢的水平，钢的冶炼能力真正合乎机械化生产条件的是1500万吨，勉强可以达到1700万吨，铁的冶炼能力只有2050万吨，矿山、炼钢、炼铁不相适应。从工业本身看，摊子铺得太大。9个大钢铁厂、30个中型钢铁厂、1000多个小洋群企业，在两三年内一齐上马，全面铺开，结果应该建成的包钢和武钢这两个骨干企业却没有建成。1961年底，全国共有工业企业个，全民所有制手工业企业8994个，合起来将近7万个。摊子很大，任务又缩小了，设备能力不能发挥。钢铁工业，炼钢能力只能利用35％。炼铁能力只能利用41％；机械工业，电站设备、采矿设备、拖拉机、动力机械等12种主要产品的金属切削机床设备能力只能利用15％至50％；水泥工业，大中型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只能达到一半，小水泥厂只生产战线过长，职工人数过多，造成极大浪费。按照调整后的生产计划，1962年的工业产值比1957年增加25％，但是1962年年初的职工人数（不包括集体所有制的公社企业职工）比1957年增加12倍，达到1600万人。1961年工业企业亏损27亿元，加上小型冶金企业亏损补贴的15亿元，共42亿元。1962年第一季度，中央11个工业部所属的559个企业中，亏损的有223个，占整个企业的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