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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对一批被停顿的三五计划重点工程，连续批发文件，召开相关会议，组织军队参与接管，严令限期完成
1969年5月12日，周恩来指示：非常时期，成昆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突行军管，统一指挥，加速施工。随即，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即520指挥部成立，铁道兵副司令员何辉燕出任总指挥。年底，中共中央又发出成昆铁路务必于1970年7月1日通车的命令。被中断近两年的成昆铁路工程重新快速全面上马，投入40万解放军官兵和职工、民工一起上阵。
6月26日，国务院批准石油工业部提出的《关于在湖北省江汉地区组织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8月1日，江汉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正式成立，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任指挥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张显扬任副指挥长。
5月，会战结束，共钻井1065口，获得工业油、气井145口，发现气田，达到了年产万吨原油生产能力，建成荆门炼油厂。
9月13日，国务院转发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丹汉输变电工程的总结报告》。这项工程从丹江口到武汉，全长415公里，1968年12月动工，于1969年7月全部建成送电。国务院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号召各地要学习他们的经验。
10月28日，国务院批转一机部军管会《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厂建设的报告》。第二汽车制造厂是毛泽东指示批准的战备工程，厂址由周恩来亲自审核批准，定于湖北十堰地区，产品蚁军为主，军民结合，主要计划年生产25吨、35吨军用越野车45000辆，相应生产5吨民用载重车55000辆，总规模定位为年产10万辆。由于文化大革命，二汽建设一度中断。报告指出，这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各方面要大力协同，紧密配合，保证在1972年按期完成成批生产军用越野汽车的任务。
11月14日，国务院指示冶金部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关于攀枝花工业区的建设报告。16日，冶金部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问题》的报告，汇报了加快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准备工作。经过艰苦努力，1970年攀枝花第一座高炉建成出铁，1971年出钢。
1970年3月1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铁道兵《关于修建襄渝、京原、成昆线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李先念、余秋里召集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及中央有关部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铁路修建指挥部，铁道兵全线投入8个师、两个独立团增加到13万人，今年计划上民兵45万人，明年秋后上到70万人。在几十万军民的艰苦努力下，年6月22日，成昆铁路南北两端施工大军胜利会师，南北两段铁路在礼州接轨。7月，成昆铁路全线通车。1973年10月1日，襄渝铁路建成全线通车。
1970年8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8月至18日，在北京召开两条铁路建设会议，建议成立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由广州军区陈海涵任总指挥、昆明军区徐其孝、交通部苏杰、圉家计委刘炳华、商业部贾一民任副指挥。湖南、贵州、广西分别成立铁路会战指挥部。会议结束后，两条铁路都于11月开工。1972年10月1日，湘黔铁路建成通车。
采取这些有力措施使一批被文化大革命耽搁的三五计划重点项目重新得到上马，虽然这是以战备的非正常取代了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但毕竟使全国经济建设能够相对有序地进行。于是，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之后，掀起了一次经济建设高潮，国民经济有了缓慢的复苏。【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69年，国民经济扭转了1967…1968年连续两年出现倒退的趋势，计划完成较好，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工农业总产值24955亿元，比上年增长23。8％，比1966年增长72％其中农业总产值642亿元，比上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18535亿元，比上年增长34。3％。除粮、棉外，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当然，这些成绩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1969年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达到1966年的水平。钢产量、铁路货运量、粮食产量都低于1966年，财政收入比1966年还少31。9亿元。
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为了尽快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计划进度滞后状况，从年初起，经济建设掀起了一炀跃进。3月29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宣布：工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全国蓬勃兴起，我国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将有一个新的增长和以更大的规模展开。
2月15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确定：1970年工业总产值要达到2100亿元，比上年增长17％；基建投资228亿元，比上年增长46％；大中型建设项目1113个，其中大三线战略后方663个；财政收入580亿元，比上年增长12％左右；粮食4500亿斤；棉花5000－5200万担；钢1600－1700万吨；原煤28－285亿吨；铁路货运量58－6亿吨。
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指出：这是一个备战的计划，跃进的计划，也是一个积极可靠、留有余地的计划。
1970年，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和三五计划。按照196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三五计划《汇报提纲》，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计划的11。41％－11。62％，比1969年增长25。7％。其中工业总产值2421亿元，为计划的12。11％，比1969年增长30。7％；农业总产值716亿元，为计划的9。55％－10。23％。国家财政收入6629亿元，结余135亿元（均按可比价格）。新增主要产品能力：煤炭开采6806万吨，发电机组容量860，4万千瓦，石油开采2777万吨，炼钢6527万吨，铁矿开采35901万吨，合成氨2444万吨，化肥万吨，水泥1533万吨，塑科187万吨，棉纺锭322万吨，化学纤维123万吨，新建铁路交付营业里程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191万吨。
三五计划在1970年的高投入下得到了完成。因文化大革命干扰而未能完成的一批计划项目，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工或建成的。以国防工业和为其配套的一大批民用工业新建工程为主，包括：成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阳安、京原、焦枝、枝柳铁路，湖北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秦岭火力发电厂，乌江渡水电站，渭北煤炭基地，湖北江汉油田、陕甘宁地区长庆油田、河南油田，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厂，四川西昌航天发射基地，西南核燃料生产基地，江西直升机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江西九江船舶工业基地，湖北宜昌船用动力工业基地，云南昆明鱼雷基地，等等。
然而，这一年已经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基建规模过大，使积累率过高，由上年的23。2％急剧上升到32。9％，实际投资总额31255亿元，比上年增加55。6％，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建设项目上马虽多，但投产率却从上年的18。1％下降到16。7％。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职工人数增加较快，给国家财改支出和市场供应造成很大压力。这一时期开始的急剧下放企业和经济权力的经济管理体制大变动，也为地方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建设项目打开了闸门。农业方面并不理想，周恩来指出：1970年农业除粮、棉外，其他经济作物完成不够好，粮食虽然增产，但还赶不上1957年按人口平均的数字。
二、批改运动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大变动
1969年至1972年，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一场大变动，其发生原因，既有复杂的历史根源，又有现实的政治需要。
大跃进时期，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曾进行过一场以经济管理权力下放为主要内容的大变动。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和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困难，在其后的调整中，不得不更多地强调集中统一，收回下放的权力。原有体制中高度集权的现象又趋于严重。
1957年国务院各部所属企事业单位共计9300多个，其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9。7％：1958年下放后，减少到1200多个，工业产值所占比例降低为13。8％。1965年国务院各部直属企事业单位又达到10533个，超过了1957年的数目。
毛泽东一直主张改变中央统得过死的状况。1966年3月12日，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20日，他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