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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亿元，下降25％；工业总产值1380亿元，下降5％。除原油、煤炭和棉纱外，其他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部分都比上年减产。粮食减产4％，棉布减产2％，钢减产12％，发电量减少75％，化肥减产32。4％，木材减产14。1％。全国货运量1032亿吨，比上年下降69％，其中铁路货运量为41亿吨，下降28％；公路货运量下降10。4％。全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041亿元，比上年减少208％。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946亿元，比上年减少17。7％，仅相当《1968年基本建设计划（草案）》中155亿元投资计划的61。3％。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45。9％，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低的一年。国民收入完成1415亿元，比上年又下降了65％。与1966年相比，这一年杜会总产品减少141％。其中，粮食减少2％，棉布减少18％，原煤减少12％，发电减少13％。国民收入减少132％，财政收入减少以1953年至1965年13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年和1968年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达到5220亿元，而实际这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1198亿元。两年中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100亿元。1969年年度计划的制定仍然面临着流产的危机。周恩来原希望1968年12月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能够制定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但这次会议却成了大批判会，计划没有定出。12月26日，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他只好安排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直到年2月16日，全国计划会议才由新成立的有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参加的计划起草小组筹备，以座谈会的形式召开。这种年度计划当年第一季度才能开会确定的不正常现象一直持续到1973年文化大革命对计划工作的破坏，还表现在砸烂和批判计划管理规章割度，使无政府主义、用革命压制生产等极左思潮严重泛滥。
以1967年夏季为高潮，掀起了针对经济管理制度包括计划制度的大批判。6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评工业七十条》
的长篇文章，把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说成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并罗列了大批罪名：规定企业是经济组织，任务是生产，这是抹煞阶级斗争，鼓吹生产第一。规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总工程师对技术工作的总负责，是取消党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专政。强调按劳分配，是钞票挂帅。强调经济核算、增加赢利，是利润挂帅。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是大搞资产阶级管、卡、压。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是崇洋媚外。8月2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联名发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比较全面地对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进行否定。文章给刘少奇开列了反对政治挂帅和反对群众运动两大罪状，说他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让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支配一切。他1949年在天津讲话和1962年批评群众运动一哄而起，是一长制，专家路线的资产阶级专政。11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长篇文章，不点名地攻击刘少奇以建国以来的许多经济主张，是富农经济的狂热鼓吹者、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三自一包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针对计划工作等的许多专门批判文章。其后果，是为砸烂合理规章制度、鼓吹停工停产的无政府主义动乱提供了理论依据。
1969年，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九大，制定今后国家政治和经济的方向。康生、张春桥等人又发动了一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批判，甚至引起了通过文化大革命形成的中央领导核心的争论。2月，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撇开张、姚，按照林彪意见自己起草，拟定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共拟了10个标题，中心思想是要掀起经济建设高潮，证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张、姚则攻击陈鼓吹唯生产力论，认为稿子不能用。毛泽东决定由康生和张、姚另写。后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张、姚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中心的稿子，陈的稿子被搁置一边。毛泽东表示，张、姚稿基本可用，但要做大修改。陈伯达十分不满，说张、姚稿是一个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严厉批评7陈，说他脚踏两只船。尽管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另有政治原因，是因为他从江青集团投靠了林彪集团，但也可看出，当时主张规划经济是何等的困难
·4。三五计划后两年经济建设和计划执行情况
一、在战备中掀起高潮并得到勉强完成
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因文化大革命而一直中断的全国计划会议以座谈会形式在北京召开，讨论1968年12月经周恩来指示，由军代表、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十余人计划小组草拟的《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简称1969计划纲要）。会议期间的3月上旬，中苏两国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大规模边界武装流血冲突，由此全国掀起了大规模战备高潮，以战备为主要任务的三五计划建设迅速得到恢复、扩大。会议在讨论1969年计划工作主要任务时，强调要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重申了文化大革命前三五计划对三线建设的部署。
1969计划纲要对1969年主要生产指标的安排是：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粮食比上年增长6％左右，棉花增长10％左右，钢产量1600万至1650万吨，煤炭亿至28亿吨，发电量980亿至1000亿度，棉纱1000万至1050万件，棉布85亿至亿米，铁路货运量58亿吨。基本建设投资安排193亿元，施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乡个，安排全部建成投产的项目约260个，部分建成投产的约130个。财政收支初步安排各为570亿元，计划新增工人150万，社会商品零售额约770亿元：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以大乱改变原有社会政治状况的目的已初步达到，现在应该走向大治。为了证实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必须改变两年来经济停滞、倒退的状况。因此，他在中共九大期间强调在各个领域都要落实政策。尽管这种落实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带有肯定大乱的强烈色彩，但较之以前公开号召造反？夺权，对恢复经济建设是有利的。
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两方面的果断措施，推动三五计划建设重新在全国大规模铺开。
（一）发布各种通令，整顿生产秩序，恢复和加强全国各地区的经济计划
领导班子，对仍然发生动乱的地区进行强力整顿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严重武斗发出布告，要求各方立即无条件地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据点，实行归口大联合。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军民立即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坚守岗位，执行命令，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命令并重复了7月布告制止武斗的内容。这两个布告和命令与上年的制止武斗布告相比，不容置疑地强调了在战备要求下加强团结和恢复生产秩序，并具体规定对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不按期返回的人，必须作出经济和行政处罚。这些部署和措施，为三五计划建设的恢复发展，提供了保证。
1969年5月30日，国家建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成立地区三线建设委员会的报告。报告说，三线建委的主要任务是：1协助各省制定三线地区的发展规划，进行地区基本建设的综合平衡和协作配合。2组织各省执行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三线建设计划。
对三线地区的施工力量、设备材料和物资运输等各项工作，统一指挥，统一调度。3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审批重点建设项目的选厂定点。4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推动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工作。这实际上是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瘫痪的地方计划领导部门。
（二）针对一批被停顿的三五计划重点工程，连续批发文件，召开相关会议，组织军队参与接管，严令限期完成
1969年5月12日，周恩来指示：非常时期，成昆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突行军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