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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多交朋友，以扩大影响。就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叶这年的夏秋，我国派出了一个规格较高、有康生在内的代表团，出访该大使所出任的国家。
这一高级代表团回国后，按照康生的指示，办了两件事：一、康生交办，说我驻该国大使照相时抢镜头，目中无人，不宜继续在外当大使，立即调回；二、命外交部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报，召回该大使。
此事办得突然，实在不合常规，但来头不小，是康生交办，则震动很大。因此，办理此事的我们这些经手人，都不便多问。尽管许多情况都弄不清，但这件事毕竟是件不太体面的事，又是一棍子就把人家打个半死，丢了官，所以经手人尽量把它的过手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
我们不便多问，也无处去问，不等于我们没有疑问。在我们心里对“抢镜头被罢官”这件事，就一直摸不着头脑。不知为什么，也不知是出自什么理由，对该大使的处理心里有些疙疙瘩瘩，疑惑不解。
抢镜头是个错误，是外交官的大忌，但这错误还不至于构成罢官的理由，它与政治问题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因为这点错误（抢镜头），就把一个全权大使拉下马，实在有些玄。说不定，撤销该大使的职务还有其他什么罪过吧？！
说心里话，这种疑惑，在当时，还不是怀疑这一决定是否正确。在我的思想里，还没达到怀疑康生的境界。只是像这样一个大的人事调动，我们没看到有什么文字的东西。也就是说，此事没有任何文字可查，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有关情况。此事就是这么简单，一锤定音。这样的做法，从外交业务以及干部政策上去分析，我们总觉得有许多问题难以理解。
我之所以不理解，是出自设身处地地研究了一下。试想想看：
我重要代表团出访时，外交部对使领馆都有明确指示，必须给以高度重视。前方大使一方面须向驻在国交涉，请其按外交礼仪给以正式接待，并落实到每个接待细节，都要合乎国际惯例和相互对等关系；另一方面，我大使要亲自过问每个接待环节，并为代表团的出访提供一切方便和照顾，不得怠慢。对此，不必多疑，任何一个大使对这类属于大政方针之事，都有水平应付，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如果在接待工作上出问题，也只能是由于大使照顾不周，出在一些难以预料的意外事故上。
关于抢镜头这件事，是该大使有意对国家代表团不敬，还是无意之中抢了镜头。前者谁也不敢想会有这么胆大妄为的大使，后者应属无意之错，情有可原，何必大惊小怪。
仅就对外来说，一个大使在外国人堆里抢镜头，是不可能的。
在对外活动中拍照，谁站在什么位置，都由礼宾官、或驻在国礼宾官安排。谁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一定的礼宾顺序，谁也站不错，谁也抢不了镜头。
其次是，在通常情况下，大使是代表国家元首，他的位置基本上应安排在代表团团长之旁。如果出现在机场等临时场合被拍照，大使陪同团长被拍了照，不管他站的位置如何，也不必过于挑剔。
康生责令“抢镜头”大使调离外交部（3）
再其次是，大使由于一时不慎，站错了位置，却又没造成不良的对外影响，驻在国也没有这类问题的反映，何必揪住人家不放呢。
再就对内来说，代表团和使馆人员内部拍照，虽然比较简单，但其座次顺序也都是由礼宾官事先安排好，也不是随便乱坐的。假如在内部拍照，大使不听礼宾官的安排，抢了镜头，不管出自什么原因，确实是大使的一大过错，应该给以批评指正，但不至于以此为由罢他的官。
况且，由于“抢镜头”内部原因而召回大使，会被驻在国看成是一个外交行动。因此该大使被召回，不管是对外、对内，都是一种难以说清楚的事情。
康生不顾一切内外影响，下令召回该大使，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康生下达的这一决定，谁也不便怀疑这决定是否正确。尽管我感到有些问题还没弄清，但也无处去问，也不便多问。即使是有个别人知道一点代表团的内情，他也不便或不敢向我说个明白。
因此，在这样有些事还弄不明白的情况下，如何向王炳南汇报，我有些为难。
最后，我只能如实地汇报，知多少，讲多少。除了较为明确的两点：1。康生交办，该大使“抢镜头”目中无人，立即调回；2。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电召回等，我必讲之外，再把我个人的想法，也一并向王说说。
第二天，王炳南一上班，看到当天的日程后，便问该大使和司里谈的情况。我立即告王，余湛跟该大使谈过此事，但没讲将其召回的原因，似乎余有些不便谈。余建议请部里跟该大使谈。接着，我大胆地说：“‘抢镜头’的具体情况，我一直弄不清，又无处了解。这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搞得神秘兮兮的，有些让人高深莫测。”
王炳南听后立即表态说：“党内有许多人事问题，不经研究，一个人就可下令给人家定罪，目中没有党章、没有国法、没有组织原则。此事已经过周总理。我们要相信总理，只能照办，不能添乱。”
接着，王炳南对我讲了三句话。这几句话简单明了、道理清晰，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一、外交无小事，对一个驻外使节来说，都要把这一警句当成紧箍咒，牢牢地套在自己的脑门上；一个使节的举止形象，将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代表一个民族的素质，切要注意，不能大大咧咧的。
“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这根弦要在脑子里绷得紧紧的，切不可掉以轻心。
“该大使抢镜头，不管情节如何，都不能看成是生活小事。当然，此事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二、外交官对外讲话要有分寸，该说的，就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不该说的，就守口如瓶，切不可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夸夸其谈，总想高人一等、出人头地。
“三、人要以和为贵。这句话我听毛主席说过。同志之间要友善相处，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人非圣贤，焉能无过。我们对待人家的过错，只要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不要揪住不放，得过且过。我们要学会有气量、能容人、能宽以待人。
“康生对该大使的处理意见，作为中央的要求，我执行，但我认为仅凭‘抢镜头’就撤销人家的职务，似乎有些过。说不定此案还有其他什么因素。”
王炳南是搞过多年统战工作的外交家，他待人处事的经验比较丰富。他的品德和为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他朴实谦和，古道热肠，待人诚恳，没有架子。他不妒忌别人，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他的朋友遍及国内、外各个阶层。他处理任何难题，总是那么从容不迫，信心十足。当我对该大使的事，还摸不到头脑的时候，王炳南已对此事胸有成竹。仅用了几分钟，王就讲出了三点对该大使一事的看法。
这三点意见概括了此案的全貌和看法。
我每次听到王炳南敞开心扉讲这些心里话时，我都认为他是对的。
王炳南这次对该大使“抢镜头”一事，虽然他也认为“抢镜头”是外交官的大忌，是该大使的错误，但他对此事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听到王炳南讲到这几点看法后，忙问：“你讲得好。但不知该大使的事，是否还有挽救的机会？”
王炳南明确回答说：“没有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
王说：“我已说过，外交部是陈总和周总理领导的部门。该大使的事，也是经过周办下来的。如果我们对此案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或申诉什么，按组织程序，只能向周那里提出。这样做，不管提什么意见，都会使周为难。事已至此，收回成命已经不可能了。”
“再者，外交部是执行部门。考虑到该大使‘抢镜头’的具体细节，还没弄清，我们切不可贸然行事。”
王炳南稍停片刻后又说：“有些情况不了解，也就不必去了解。不了解也好。”
王炳南的这番话，似乎使我明白了许多。于是我又转过话题问王：“今天上午10时该大使来述职，实际上也是来谈召回他的问题，不知该怎么跟他谈？”这个问题提出后，我自己有些后悔，似乎我有些自不量力地在担心些什么。然而，王并不见怪，他反而和蔼地对我说：“见面看情况再说吧。这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