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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看了八路军女少校的军用通行证，吓了一跳，立刻给司机敬了个礼，然后又向睡在床上的王安娜行了个举手礼，还悄悄地对司机说：“真对不起，是误会，请原谅，请向少校美言几句，我们得罪了。”
警官一边说，一边带着这几个警察轻轻地离开了王安娜的房间，在门口又向几位随行的八路军个个敬了举手礼。
次日清晨，旅店的服务员特意到王安娜的住房里殷勤了一番。使王安娜从起床、吃早饭到登车出发，都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不仅再也听不到别人从旁议论什么，反而听到左一个“请少校”，右一个“少校请”叫个不停。
此时此刻，王安娜虽然对这些恭敬的称呼和表现不感兴趣，也不去理会，但她不会体会不到周恩来办事真细致、真周到。如果没有这个管用的“军用通行证”，昨夜不仅睡不好，说不定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
二、冒名探狱营救“七君子”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科学家、律师、编辑、实业家等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在上海十分活跃。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七位爱国人士（人称七君子）为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多方活动，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爱国浪潮。这样一来，惹恼了蒋介石。
蒋某遂下令逮捕了这七位爱国人士，并将他们扣押在上海第二特区监狱。
当时，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同胞自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对此，蒋介石有些不好办。蒋某既不敢将“七君子”诉诸法律程序，也不愿轻易释放他们，又怕狱外的事态越弄越大。于是，他便下令将这七人秘密由上海转押到苏州市吴县横街国民党高等法院看守所，而且还指示苏州，对“七君子”要严加看管，除近亲以外，不准外人探视。这样便激起了一个全国性声援“七君子”的活动。
王安娜在上海闻风而动，立即投入了这一营救和声援活动。
王安娜和沈钧儒曾有过多次接触。1936年王安娜配合王炳南活跃在上海政界和文化界的时候，曾结识了许多显赫人物，其中她最为敬佩的就是这位“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
王安娜第一次见到沈钧儒是在“救国会”的一次聚会活动中。当王炳南正要向王安娜介绍沈钧儒时，这位身穿中式长衫、银髯垂胸的沈老已主动走过来和王安娜夫妇打招呼。
王安娜立刻被沈老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染。她很容易和这位中国闻名的法学家沈老攀谈了起来。
沈老对王安娜说，他对德国特别好感，他曾把三个孩子送到德国去留学。王安娜则明确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支持“救国会”的活动。两人的交谈融洽和谐，使王安娜终身难忘。特别使她兴奋的是，她得知沈老家里，还有一个德国儿媳妇，长期和他儿子住在西安。这对王安娜说来，是个喜讯，在异国他乡，幸遇德国同胞，自然十分高兴，她决心去西安拜访。
沈老入狱后，王安娜为了营救和声援“七君子”，在国际上竭力扩大宣传，以争取世界上反法西斯战友们的支持。与此同时，她还千方百计地要和沈老取得联系，以便更有力地推动抗日斗争。
一天，王安娜在上海一家咖啡馆里，和一位美国记者谈到了这件事。这位美国记者富有正义感，对王安娜谈的情况很感兴趣，他表示也想写一篇“七君子”转押到苏州监狱的前后情况，但苦于苏州监狱封锁得很厉害，很难捞到第一手材料。
两人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搞到第一手资料的时候，王安娜突然想起沈钧儒有个德国儿媳妇。“有了！”王安娜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非常兴奋地对美国记者说：“既然苏州监狱不限制亲属探监；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妇又没到过苏州，我为什么不冒充沈钧儒的德国儿媳妇、堂堂正正地到苏州监狱去探望公公呢！”这位美国记者听后，大为喝彩。
王安娜在上海将幼子黎明安排妥当后，立即赶赴苏州。她以儿媳探视公公的名义，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苏州监狱，没受到任何阻挠。
沈钧儒等六位男囚犯看到德国朋友王安娜前来探监，喜出望外，都高兴得跳了起来，高声叫着“哈罗”来欢迎她。这几位爱国人士得知王安娜是冒充沈先生的德国儿媳名义，巧妙地冒险探狱，都捧腹大笑，并对她的诚意深为感动。大家一致认为，王安娜给他们带来了可以和新闻界联系的极好机会；应该借此机会将狱中的情况和他们要求抗日的强烈呼声，传到狱外。
王安娜在牢房里呆了一个整天，和“救国会”的几位难友们共同领略了一番狱中之苦。略有不足的是，她是以儿媳探视公公名义来探监的，只能和沈钧儒等人呆在男牢里，不能到处乱串，因此没能去女牢探望一下“七君子”中惟一的一位女士。
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4）
王安娜此举，一来是给“七君子”带来了慰问；二来是沟通了监狱内外的斗争；三来是王安娜可以获得“七君子”在狱中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王安娜将狱里“七君子”的呼声，传到国内外新闻界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大地支持了对“七君子”爱国行动的声援活动。王安娜的这一行动，实质上也是对我国团结抗日的总趋势的一个极大的支持；也是对“西安事变”的一个极大的支持和推动，受到社会各界、包括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的高度赞赏。“西安事变”打响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在通电全国的八项主张中，第三条就提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就是要求蒋介石立即释放“七君子”。就这样，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要求团结抗日的政治风暴。这一风暴对推动蒋介石团结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三、毛泽东和朱德的客人
王安娜对中国共产党只有好感，没有偏见，延安这块中共的革命圣地，是她早已向往的地方。当王安娜（其丈夫王炳南时任爱国将领杨虎城的代理）还在西安时，许多国际友人，诸如斯诺、马海德等人都是经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帮忙，由西安去延安的，而王安娜本人虽然身居延安附近，却没有能够去延安看看，很受刺激。特别是在她读到一些国际友人访问延安后的来信和报道时，她访问延安的愿望更趋强烈。当她接到好友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从延安的来信，要她快去延安时，她急了，恨不得立刻飞去延安。
王炳南对王安娜的要求，有些为难。他认为身为他妻子的王安娜以个人身份去延安不合适，他劝王安娜说：“我们是在搞革命工作，肩负统战任务，一定要听党组织的安排，不便个人擅自行动；况且目前的形势很紧张，工作很忙，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跑延安去考察。
“你是中国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自由乱跑。我可不是你们中共党员，我可不受你们党的约束。斯诺去了，马海德去了，史沫特莱等各国朋友都去了。我这个德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去？”王安娜认为她去延安考察是无可非议的，她接着又说：
“你们抗日，我也抗日，我还是经过与希特勒法西斯政权拼杀出来的抗日分子。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我会作出任何不利延安的事。而且我还要通过考察，向世界宣传延安。我还要动员全世界反法西斯民众都能来延安看看，要他们用行动支持延安。这就是我要去延安的主要因素。况且，我目前去延安比任何人都方便。从延安方面来说，对我这样的，不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王炳南对王安娜的要求和看法也认为有些道理，又表示，我再考虑一下，并脱口而出说：“当然，去延安是学习，是一件好事。”
经过与多方联系之后，王炳南通知王安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与各方联系，都支持你去延安考察。杨虎城将军还嘱咐，派几个警卫员把你送到延安边界。”
王安娜听后，自然十分高兴，一再对有关各方表示感谢，并问何时出发为好。王炳南建议她快一点走。
“为什么？”
“三月初去延安的路还好走，过了月初，下起雨来，路就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