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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在圆形的屋顶和四周白色的墙壁上，形成了许多造型的投影。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摆放着许多书籍、杂志和文件夹。
毛泽东请这位德国女博士参观他所收藏的书籍，并向她介绍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等人的著作和译本。参观后，两人又坐下来，继续交谈。
王安娜和毛泽东这次交谈的主要内容是，有关统一战线的事。
王安娜问毛泽东：
“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毛泽东回答说，“党的现行的许多措施，大概会放弃吧。譬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改为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
“你要是到我们在延安的大学去看看，就会明白的。”毛泽东又接着说，“现在，教学计划也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减少了。现在的中心课题是，学习游击战的经验；如何组织人民大众去完成将来的战争。”
王安娜很感兴趣地问：“国民党方面是否也准备和你们协商？”
“没有那么快吧，在国民党内部，意见有分歧。不过，我们和他们是谈过的。为了把要协商的根本问题，谈得更深入些，我们要求国民党派代表团到延安来。现在我们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王安娜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时间很长，所谈的内容主要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事。王安娜非常高兴。
在王安娜向毛泽东道别时，毛泽东一面派警卫人员送她回家，一面又叮咛了一句：
“请你好好看看延安。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你看看我们的边区。我们这个地区的面积和英国本土的面积同样大小，不过我们这里可以说是个非常贫困的地方。为了提高这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不断地艰苦努力。”
王安娜在延安期间，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情是，她和朱德等几位将军一次愉快的相聚。
有一天，王安娜和一些领导人一起看过一场戏之后，只听马海德医生喊了一声：“同志们，用不着这么早睡吧！我家里还剩有几瓶红葡萄酒，还有花生，到我这里来聊天吧。”
马海德的这一嗓子，响应者还真不少，除王安娜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外，朱德、贺龙、彭德怀也都来了，把马海德住的窑洞挤得满满的。有的坐在床边，有的坐在板凳上，还有的靠在桌子旁。大家不分上下，不分官兵，说说笑笑，把这个小窑洞弄得轻松愉快。
这一偶然相聚的夜晚，给王安娜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朱德对王安娜说：
“王安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正在土匪窝里啊？”朱德不等王安娜回答又接着说：
“现在你正是在土匪中间，蒋介石出了大价钱，要他们的脑袋呢！”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指了指在座的贺龙等人。
接着朱德的话题，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那是在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以二万五千元。一天，我们的朱总司令看到这个告示，也没把这张悬赏的告示撕掉。他很清楚，农民是不会把他出卖给坏人的。
“过了几天，朱总司令又从一张这类告示前面走过。他让人取来了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以一元。’这真是比什么宣传都要有效。”
接着，健谈的贺龙叼着他的烟斗，也讲了不少笑话，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惟独彭德怀讲的湖南话，王安娜有些听不懂，但他的谈风和笑容，使在座的人深受感染。
王安娜在结束延安之行，不得不回西安的这一天，她怀着十分惜别的心情，走出了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住的窑洞，再次漫步走上了延安的街道。沿路许多朋友都上前和王安娜握手道别。这种热烈场面，已使王安娜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她流泪了。最使她不安的是，朱德和周恩来亲自出来为她送行。
朱德用德语说：“Aufwiedersehen！（再见）安娜！”“欢迎你再来！”站在周围的朋友们也跟着这么喊着，气氛十分热烈。
王安娜坐上离开延安的货车，激动之情，无法平静。延安之行，时间虽短，但她所见所闻，全是新鲜而珍贵的。在她脑子里，回味延安之行，像电影一样，伴随着汽车的颠簸，一幕一幕地翻腾个不停，使她完全陶醉在幸福和激动之中。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
坦桑尼亚朋友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国驻坦桑大使馆的招待会，搞得太豪华、太奢侈、太浪费；大使夫人穿戴着昂贵的衣服和首饰，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驰牌轿车，在显示高贵。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1）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说北京市旧市委和外交部，是两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而有人对北京市旧市委和外交部，横挑鼻子、竖挑眼。
诚然，不管是哪个单位、哪个个人都要允许人家挑毛病，况且，人无完人。不论是谁都不是神，都不是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完人。因此一个人应该允许人家说三道四。
这年2月，彭真时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他曾召集小组成员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了一个会。会后，有关人员根据会议精神，拟定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是，试图就当时对《海端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各种批判中“左”的偏向，略加限制，不赞成把批判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
《二月提纲》在2月拟定后，曾在刘少奇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开会讨论过，会后，又经彭真作了修改。完稿后，先电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请其过目。然后，彭真和康生等人又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当时，毛泽东也没表示反对。接着，这个《二月提纲》又经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传阅同意后，才发至全党的。
外交部大部分干部，特别是主管地区业务各司的干部每天忙于地区形势、国际形势的研究，忙于办理繁重的外交案件，都有些自顾不暇，因而对文化界的问题、意识形态中的学术问题，都不那么关心。关于《二月提纲》前，在报纸上出笼的一些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什么《海瑞骂皇帝》、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文章，我们一概没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感兴趣。
因此，《二月提纲》下达后，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细读，只看了看头二页，看看批语，就算了事。
然而，外交部有几个政工人员对《二月提纲》挺起劲，立即组织全部人员学习，还要求，集中起来精读文件，然后再座谈讨论、谈体会、谈收获。
三个月之后，5月下旬，中央又发了一个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全盘否定了《二月提纲》，说“所谓‘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说彭真“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的”。
这个大弯子中央都可以转了过来，我们也就很自然地跟着转了过来。其实，我们对《二月提纲》中有关约束批判《海瑞罢官》一事，由于事不关己，就根本没当回事。
面对《五·一六通知》，我们开始也曾担心会不会再有变化，心里没有底。我们的这种怀疑态度，严格说来，也是错误的，但当时党内是允许我们有个认识过程，允许我们跟着转弯子的。在一次学习会上，我竟然把这种怀疑态度说了出来。旁边的好心人立即暗示我：“要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
为此，我一直采取观看态度。自己没写过一张小字报、一张大字报。
我没写大字报，并不是说我对一些事情看得很透、很清楚。不！我当时既没有这个觉悟，也没有这个勇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什么事也弄不清。所不同的是，我不赶浪头，不肯盲从，仅此而已。
尽管我对北京市旧市委的垮台，又信、又跟、又疑，但对《五·一六通知》，我还是做到了认真领会，认真对待，因为《五·一六通知》的内容，确实令人震惊，不能不听，也不敢不听。
《五·一六通知》要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