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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拉寺，我赶上过一次这样的辩经。那是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僧人称之为“法苑”，苑里有树有草，几百个喇嘛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大声地讨论着什么。按规矩，每个人在提问的时候要站起身来，一边跺脚，一边猛地拍一下掌，动作很是夸张，姿势煞是好看。不过，在我看到的场景，许多喇嘛动作已经简化了，只拍掌而不跺脚。但是无论动作是否偷工减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有的人甚至笑得前仰后合。尽管人人都在笑，辩论却进行得非常认真，我们这些外来人的闯入而且大拍其照，居然从始至终没有引来一个僧人看上一眼。
在世界宗教史上，也许只有佛教才能有这样激烈而又平和的教义辩论。在佛教历史上，类似的辩论不知举行了多少次，在发祥地天竺如此，传到各地也如此。在中国，全国性的辩论就有过很多回。无论各宗各派，大家总能辩出个高下。别的宗教派别之间有战争，而唯有佛教的教派之间只有辩争，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辩论却总能辩出名堂，不至于流于意气之争。
了解一点佛学的人都知道，佛学的知性魅力是独一无二的，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智士沉迷其间。直到近代，章太炎、马一浮、杨文会、陈寅恪、王国维诸位顶尖的学者，无不对佛学情有独钟。佛学是中世纪少见的既有学问的无限延展性，又有自己的论理逻辑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只有通过辩论，才可以实现“精进”。
在今天，也许只有在西藏的三大寺，我们才可以见到真正的佛学辩论之风。
29。带“病”考试
高考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典。每年的夏天，总有那么几天媒体热闹，政府紧张，考生的家长慌张。还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电视新闻，什么一个迟到的考生被呼啸的警车送往考场，围观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云云。
每当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我就压不住自家的酸水，怎么我们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没这么风光呢？现在人们总喜欢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当下考生与录取的比例，最高也不过3：1，而二十多年前，这个比例竟然达到20：l。本人不幸，躬逢其盛，接连参加了1977、1978两次高考。记得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小的农场，考生居然一下子将考场周围的街巷填得满坑满谷。我在那个农场待了多年，好像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人，连不知道x＋y为何物的老兄老姐们也来碰运气。以至于考试不得不分成两次，一次初试，一次正式考试。
初试的考场上就相当热闹，有哭的，有闹的，还有当场休克甚至吐得一塌糊涂的。那时离“文革”后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出风头的日子还不算太远，大概是对那时的宣传记忆太深刻了，我旁边就有一位仁兄答不出来题，学张铁生在卷子上给考官大写其信的。
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正在农场的连队当猪倌兼兽医，本来没打算参加考试，一来，先天不足，出身不好；二来，后天犯傻，前几年曾经非议过伟大的“文革”，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来嘛，是觉得肚里空空。我们这些从小学就被文化大革命“革”过来的人，原本就没学什么东西，我的大部分同学，说是中学毕业，其实连信都不会写。我虽然自己看了点书，但这些年扎根农场，改造思想，把学的那么点东西也都喂给了猪马牛羊。说实在的，如果是考“牛马经”或者“猪羊经”或许我还能混混，可是……可是归可是，最终我还是没能经得起诱惑，混入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大军的行列。回想起来，也许是范进老前辈的光辉形象影响了我，因为，在我不多的藏书中，就有一本该死的《儒林外史》。
考吧，反正马二先生说过，就是孔夫子再世，也要考试。请了两天的假，到农场（那时还叫团）报了名，糊里糊涂地就下了场。开始是初试，记得头一场是考语文。我们这些人，打小学就赶上“文革”的好时光，哪里经过什么考试，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坐到桌子前，发下卷子，笔就开始打哆嗦，百计也无法制止，就这样抖了半晌，我意识到这样下去有交白卷的危险。当年大清国的时候，江南的大名士吴兆骞就是在皇帝老儿驾前的考场上打哆嗦，交了白卷，结果被发配到了北大荒喝西北风。现在我已经在北大荒了，再要发配可能连个地方也不好找了……这样胡思乱想一通，笔总算是不那么抖了，可是思路也找不到了，最后总算是对付了一些文字交了上去。
初试过了以后，为了防止再哆嗦，我想出来一个相当聪明的主意。考前从医生那里要了一片安定药片吃了下去，因为我听说这种药少量地吃可以有镇定作用。没想到，由于我从来没有用过安眠药，区区一小片安定，在考场上居然把我“镇定”得睁不开眼睛了。当然，鄙人当时明白，如果我就此睡倒，依然是要交白卷的。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将脑袋和桌子狠狠地接了几个吻，这招居然比初试时忆苦思甜还管用，复试下来，成绩居然还不错，按当时的行情，上个重点大学也够了。
当然，我能考到那个程度，以今天的尺度，绝对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们那时的考题简单得能让今天的中学生笑掉大牙。记得语文题最难的部分就是翻译《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考完之后，一个据说程度不错的考生得意扬扬地跟我说，你知道“愚公长太息曰”的意思吗？我想了半天总算弄明白了，它的意思就是：愚公的大儿媳妇说！
考试的过程听起来很有点喜剧的味道，但是结果对于我来说却是地道的悲剧。从1977年考完，一直到1978年的到来，我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个接一个地走掉，而自己只能与猪马牛羊为伍，当然还有某些长舌妇背后的嘁嘁嚓嚓。为何不被录取，没人告诉为什么，不过，自家有病自家知，我知道很可能是政审不合格，十有八九是坏在了当年对“文革”的说三道四上了。那时，“文革”还是说不得的话题，我们那次高考的政治题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我怎么样在笔下让“文革”“伟大”而且“胜利”，但是我那该死的前科，白纸黑字地载在我的档案里，实在没有办法蒙混过关。
那年月，有了政治问题就跟做过贼一样，成为永远难以抹去的污点，让你永世不得翻身。1978年，我又一次进了考场，这次考的是理科，因为有人给我出主意，说是理科政审比较松，一点不出人意料，我考得不好，结果稀里糊涂地进了一所黑龙江的农业院校，从放马放猪改成“放”拖拉机。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不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我再怎么跳，也还是难逃罗网，拖拉机也是不会让我放的。
30。五十七年前的学生档案
当个教书匠，对社会上的事情往往不甚了了，但学生档案却还算熟悉，尤其是当过一任班主任，新生的面还没见，一堆档案早已经摆在面前了，可是，1949年以前的学生档案是什么样子，我却一无所知，不唯无知，连想知道的念头都没有起过。几星期前，偶尔无事，溜到潘家园旧书市场逛逛，腿都溜酸了，还是一无所获，双目所及，尽是近些年出的花花绿绿的垃圾货，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又贵得吓人。就在几乎失望的当口，忽见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摊子，寥寥的几本书旁，有一堆烂纸似的东西，过去一翻，居然翻出了一张发黄的硬纸，仔细看来，原来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的一名叫俞佩兰的女中学生的档案。
这个硬纸片约有16开大小，上面的表格是油印的，系河南静宜女子中学教务课制，跟今天中学生的档案类似，上面有俞佩兰的照片，有履历表，背面还有成绩表，但不同的是，头两栏分别有保证书和志愿书。保证书上是一串不加标点的文字：
具保书人王生今愿保证学生俞佩兰入贵校肄业对于一切校规愿绝对遵守如有犯过重病欠费或临时发生重大事件概由保证人负完全责任。
然后是具保人的姓名、职业、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具保人的住址，还有一个至今颜色依旧的具保人印章。
志愿书上也是一串文字：
具志愿书人俞佩兰今愿入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肄业绝对遵守校规努力求学除由保证人保证外谨具志愿书。
保证书和志愿书上的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的学徒契约，上面必有这种过病生死俱与店方无涉的内容，而且立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