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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皇城东南界身巷的金银采帛交易说，“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他记东京诸酒店说，“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他记清明出游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他记暮春都市生活的甜美如梦说，“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
把玩《清明上河图》，品味《东京梦华录》，你才会明白徽宗朝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物理财富的丰庶，你才会更深刻体悟到行将到来的靖康之变的历史苍凉感。邓之诚称赞孟元老“但书太平景象，当时豫大丰亨，即天下败坏之由，竟不作一语点明，但使阅者试一回思，不觉涕涟，是为白描高手”。
张择端也似乎只是描绘东京的繁盛，令人错以为“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流正堪传”。而实际上，画家在《清明上河图》里也画上了沿街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懒散坐着的士兵，大家上乱跑的猪，这里隐藏着画家对太平盛世的一种嘲讽。
无独有偶，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到南浔门时也说，“寻常士庶殡葬车舆皆不得由此门而出，为正与大内相对。为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只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冷峻的叙事中透露出对大内荒谬决定的讥刺，充满了一种黑色幽默。
细说宋朝41：如此君臣
宋徽宗即位前就喜欢书法、丹青、图书、古物、花石，在他身上有类似李后主那样的艺术天赋。他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瘦劲锋利犹如屈铁断金。他的花鸟画精致逼真，体物入微，绝对一流。他懂得音乐，词也填得不错。即位以后，他对翰林图画院关注有加，让文臣编纂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等书画文物图谱；还设立了大晟府，制定了大晟乐作为宫廷雅乐。他适宜做主管文化艺术的大臣，但君主制却命定让他做皇帝，把国家的命运交由他掌握，这真是历史的阴差阳错。
向太后一死，徽宗就按捺不住轻佻本色。崇宁元年（1102年），他命童贯在苏、杭设造作局，专为他打造象牙珠宝、金银藤竹、雕刻织绣等高级工艺品。蔡京看透了徽宗粉饰太平的心思和声色犬马的嗜好，将《周易》上“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曲意发挥，倡导“丰亨豫大”，鼓吹君王应在太平盛世尽情享受，让他享乐也心安理得。
崇宁四年，徽宗让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领花石纲。所谓花石纲，指运送奇石异花的船队，每十条船称为一纲。朱勔主其事后，从国库取钱就像囊中取物，见士庶家有一石一木可供清玩，就派健卒闯入其家，指为御前之物，然后毁屋破墙，发运上船。花石纲船队在运河与淮河、汴河里舳舻相衔，有些高广数丈的巨木大石，往往要毁桥拆城，好几个月才运抵京城。花石纲之役两浙受害最烈，江南、湖南、福建乃至两广、四川也都在拽刮之列。百姓一预此役，中产之户也倾家荡产。据淮南转运使报告，运送一株竹子的花费竟达五十贯，整个花石纲危害东南二十年，耗费民财不知凡几，难怪东南百姓一提起朱勔，都恨不得食肉寝皮。
在蔡京等鼓动下，徽宗开始大兴土木，最劳民伤财的要数建新延福宫和艮岳。政和四年（1114年），蔡京声称原来的延福宫逼仄，让童贯、杨戬、贾详、何祈、蓝从熙分任工程，营建新宫。五人无不出奇创新，争胜邀宠。新宫东西略与大内相仿，南北略短，在东起景龙门西至天波门之间，垒石为台，疏泉为湖，奇花异木，争奇斗艳，殿台亭阁，金碧辉煌，还有鹤庄鹿砦等动物景点和村居野店等民俗风景点缀其间。
岳艮建在景龙门内。茅山道士刘混康信口开河说这里风水好，地势如果增高，皇室就能多子。政和七年，由梁师成主持，仿杭州凤凰山在这里堆造万岁山，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由于位在道家八卦的艮方，改称艮岳。周围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因大量征发花石纲，天下奇石怪木荟萃一地，集天台、雁荡、庐山之奇伟，两川、三峡、云梦之旷宕，宛如名山大川、阆苑仙葩装点成人间胜境。延福新宫和岳艮的构思与布局完全是艺术的，只可惜竭天下之力而奉一人，落成不到十年就金兵南下，落得个千秋骂名。
说到岳艮是崇道的副产物，不妨就来说说徽宗对道教的迷狂。在这点上，他与真宗倒是在伯仲之间。徽宗在崇宁、大观间还只是一般的崇道，政和以后就渐入迷狂。政和初年，他自称太上老君在梦中对他说“汝以宿命，当兴吾教”。
政和四年正月，徽宗下诏置道阶二十六级，有先生、处士等名号，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好比官制中的阶官系统；后来又置道职八等，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等，以拟待制、修撰等，好比官制中的馆职系统；另置道官二十六等，有知左右街道录院事等名目，好比官制中的差遣。
政和六年，徽宗在京师设道学，分元士至志士等十三品，后命太学、辟雍设立《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各二人，命各州县招收学道生徒，教材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以《庄子》、《列子》为小经，学生通大小经各一部，即可参加道学考试，中举即授以宫观官或补以道职。
政和七年，徽宗对道箓院说，自己是神霄帝君，怜悯中华受到金狄之教（即佛教）的影响，愿意以人主的身份让天下都归正道，授意他们册封自己。于是，道箓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很满意这个称号，民间也都以道君称他。贵为帝王之尊，以厕身佛道为荣，前有南朝梁武帝出家为僧，接下来就属徽宗自封道君了。不过，这个称号只用于道教章疏，而与政事无关，他似乎还知道政教得有所区别。
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两教一般是相安无事的，两者争胜往往是最高统治者轩轾扬抑的结果。宣和元年（1119年），徽宗下诏：称僧人为德士，尼姑为女德，冠冕衣着悉从道流；佛祖改称大觉金仙，其余佛教诸神改称仙人、大士等道教称号；寺院改称宫观，主持改为知宫观事，原先管理佛教的僧录司改称德士司，隶属于管理道教的道德院。这种崇道抑佛的政策，激起佛教徒的强烈抗议，个别僧徒甚至不惜以身殉教。
另一方面，一些自诩道术高明的道士却被徽宗尊为上宾，著名的有王老志、王仔昔和林灵素。王老志入住蔡京府第，徽宗派人来问已故刘贵妃的事情，老志居然能写出刘贵妃生前侍奉徽宗的悄悄话，名声大振。老志死后，王仔昔取而代之，人称小王先生，他因未卜先知治好徽宗爱妃的眼疾而走红京城，林灵素得宠，他受其倾害，瘐弊狱中。林灵素受召，徽宗问他是否见过，灵素大言：“往年上朝玉帝，曾见圣驾起居。”徽宗也煞有介事说：“记得你当年骑青牛，现今何在？”答道：“寄牧外国，不久便来。”政和七年，高丽果然进贡青牛，徽宗惊异之下，赐他骑乘。
林灵素胡诌徽宗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王，号称长生大帝君，徽宗便命天下所有天宁观都改称神霄玉清万寿宫。徽宗对他特别青睐，特许他随时出入宫禁。他有恃无恐，作威作福，其徒美衣玉食者近二万人，最后甚至敢与太子争道，与宦官近悻分党争胜，惹怒了徽宗，再也不顾他俩当年同“朝玉帝”的情分，让他死在了贬逐的路上。
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其游冶享乐也别出心裁。他在宫掖设立市肆，让宫女当垆卖酒，自己化装为叫花子行乞其间。后宫声色已圈不住那颗放荡的心，政和以后，徽宗开始微行出游，专设行幸局，凡有微行，就说是有排当（排当原指宫廷宴会，这里是微行的隐语），次日未还，就传旨说生了疮痍不能坐朝。蔡攸进言：“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岂可自苦！”梁师成更是曲解范仲淹的名句说：“也该陛下后天下之乐而乐了！”于是，徽宗毫无顾忌的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