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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样的君，就有什么样的臣，徽宗与他周围奸佞邪恶的大臣们已经分不出谁是因谁是果，他们确实达到了君臣一体的地步。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和梁师成当时号称“六贼”，是最著名的奸谀之臣，蔡攸、高俅、杨戬、李邦彦等也都是巨恶大憝。
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徽宗朝的黑暗政治就是他与道君皇帝相辅相成的产物。蔡京既敢于结党营私，又善于窥测逢迎。他见徽宗殚于政事，耽于游乐，就拟成诏书，让徽宗抄示给有关部门照办，称为御笔，不遵者以违制论处。这样，徽宗的越轨要求就能畅行无阻，蔡京也能上下其手，以致后来事无巨细，他都假托御笔。
宋代重大政事的决策执行，原有合理的程序：宰执议定，面奏获旨，再下中书省起草政令，经过门下省审议，凡有不当者，中书舍人和门下省的给事中都有权封驳（即说明理由拒绝通过），然后交付尚书省执行，与此同时，侍从官还可以提不同意见，台谏官可以论谏弹劾。御笔绕过了封驳、论谏等制约程序，导致君权恶性膨胀。任何权力一旦失控，政治污浊就不可避免。
蔡京第四次入相，已两眼昏花不能视事，当仍让小儿子蔡絛代为处理。他以太师而真拜宰相，父子祖孙亲任执政的有三人，至于成为侍从近臣的不下十余人，另有一个儿子娶了徽宗的女儿，势力盘根错节，遍布中央地方。
蔡京的长子蔡攸与徽宗在即位前就厮混一起，获宠不下其父，后来竟父子交恶，倾轧争权，自立门户。蔡攸不仅能随时出入宫禁，还可以与王黼一起参加宫中秘戏，涂红抹绿，短衫窄绔，给徽宗说些市井荤段子。有一次，蔡攸在宫中粉墨登场扮演参军戏，戏言道：“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以杖鞭打说：“你也好个司马丞相！”这样的人竟然官至领枢密院事。
同预宫中秘戏的王黼是投靠蔡京、拜宦官梁师成为父才起家发迹的。宣和二年，王黼取代蔡京为相，一反旧政，一时称为贤相。但一旦得势，他就设立应奉司，自兼提领，梁师成为副，专门搜刮天下财物和四方珍异，但十有八九进入两人的私囊。他让天下丁夫计口出免夫钱，刮得六百二十万亿贯，迫使河北农民揭竿而起。他明码标价，受贿卖官，当时谚语说他“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有一次，他与蔡京打算翻越宫墙微行出游，徽宗站在他的肩上，仍够不着宫墙，便低声叫道：“司马光，耸下来！”王黼也应声说：“伸下来，神宗皇帝！”这哪像君相，活脱脱一对无赖。
朱勔因花石纲而大得徽宗宠幸，他怙权恃势，招贿成市，那些卖官跑官的密集其门，时称“东南小朝廷”。他穿的一件锦袍，曾被徽宗抚摸过，他就在那个位置绣上一只“御手”。他参加过一次宫廷宴会，徽宗亲拉他的手臂拉话，他就用黄罗把手臂缠起来，与人作揖也不抬那只被当今皇帝握过的手臂。他的家奴都补授朝廷使臣，配上了金腰带，以至时人唱道：“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李邦彦自小喜欢鄙琐玩艺儿，自号“李浪子”，做上宰相后被人称为“浪子宰相”。他没有治国安天下的能耐，却擅长把市井间的鄙俚词语编成小曲，便仗着会唱俚词、善说笑话取悦徽宗。他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子。
杨戬是宦官，他曾经主持西城所，在京东西、淮西北根括所谓隐田、天荒田入官，实际上却把许多民间良田都指为天荒田，没收作为官田，再强迫原业主承佃交租。后来，李彦代主其事，更是变本加厉，巧取豪夺，鲁山县（今属河南）竟全部扩为公田，百姓持有的田契全被焚毁，强迫他们永久租佃公田，把许多农民逼上了梁山。当时人说“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这两个地区正是方腊与宋江起事的中心区域。
高球原来是苏轼的小书童，被转送给画家、驸马都尉王诜，有一次，他到端王府公干，适逢王府蹴球，他也露上一手，就被后来成为徽宗的端王留在身边，恩宠异常。徽宗即位以后，数年之间，他就做到使相，遍历三衙，由一个胥吏下人而领殿前司，看来球技帮了大忙。从龙随从要求徽宗一视同仁，徽宗竟说：“你们有他那样的好手脚吗？”
梁师成起家于侍弄文墨的小宦官，徽宗的御笔号令都出自其手。后来他竟胆大妄为，择取善书小吏，模仿御笔，夹带私货，外朝也真伪莫辨。蔡京父子都唯恐巴结不上他，执政、侍从出其门下的不可胜计，当时人都称为“隐相”，以区别于蔡京称“公相”（以三公为相）和童贯称“媼相”（以阉人为相）。
童贯以宦官而位至知枢密院事，攻打燕云，镇压方腊，在徽宗朝政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宋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后面还将细说到他。至于他招权纳贿，植朋树党，专横跋扈，误国乱政，在六贼之中仅次于蔡京，以致民谣愤怒唱道：“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宋史·徽宗纪》说，徽宗既不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是孙皓那样的暴君，最终导致“国破身辱”，是其将“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确实，六贼等奸佞之臣虽然为非作歹，但势力并没有盘根错节到足以威胁君权。仍不时有正直的台谏官弹劾他们，徽宗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刷新政局的权威，他多次将蔡京罢相就是明证。
徽宗在位二十七年，除去昙花一现的建中初政，还“粲然可观”，其余二十五六年是北宋政治史上最污浊黑暗的年代。王夫之在《宋论》里这样评述：“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徽宗晚年，北宋正处在这一将亡未亡的临界线上。
细说宋朝42：宋江、方腊与摩尼教
徽宗君臣的黑暗统治，终于在政和、宣和之际激起了民众起义，其中以北方的宋江和南方的方腊规模最大。
宋江起义因有《水浒传》的渲染，几乎家喻户晓。其确切的起事年代缺少记载，大约在政和末年；活动地区相当广泛，北到京东河北，南到两淮的楚州、海州、淮阳军，“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史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军转战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夺取了官军巨舰十数艘，但最后中了知州张叔夜设下的埋伏，副帅被俘，无复斗志，便接受招降。当年六月，随童贯南下镇压方腊。宋江起义有史可案的情况，大概如此。关于这次起义，宋元之际已有《宣和遗事》加以描写，虽不无历史的影子，但毕竟小说家言，不能完全征信。至于《水浒传》，更是艺术虚构。
有两个问题有必要说明一下。其一，起义是否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梁山泊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祐元年（1086年）前后，有个叫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出入水泊，绝其粮食以迫使这些小聚者散伙。但崇宁以后，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年）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是在其后。从宋江在短短几年中横行河北、京东、淮南，似乎是流动作战为主，当时史料称宋江为“淮南盗”，也证明他们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但从宋江军队在海州夺取官军战舰进行水战来看，他们完全可能在梁山泊活动过，这在地方志和口传史料里还留有痕迹。但未必如《水浒传》描写的以方圆八百里水泊作为梁山好汉的根据地。
其二，宋将是否受招安打方腊。毛泽东在评《水浒》时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引得文史学界争辩不休。但李若水《忠愍集》有《捕盗偶成》诗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