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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见，从反对老右派到反对新右派的长期斗争中，在几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站在正确意见一边，与许多共产党人一起，向右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遗憾的是，毛泽东等许多共产党人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努力被断送了。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了，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惨痛失败。
第一部分第13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4）
三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统一战线必须具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基础。他指出，当时的国民党由于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以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是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盟，但是当时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只给劳动人民很少的利益。由于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利诱，在1927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他指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政治基础。
第二，统一战线必须有革命武装作为中心革命力量。他指出，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使得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使革命陷于失败。当时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垮台了。
第三，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
第四，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在“八七”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错误，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又说：“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924年至1927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说：“在1927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第五，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法宝，中国共产党必须善于运用这个法宝。他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他具体谈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意义时指出，由于国共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年两党分裂，造成了十年内战的局面。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表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光宇：《毛泽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部分第14节 李锐回忆农民运动（1）
在初期革命活动中，毛泽东同志已开始注意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1923年初，湖南党的地方组织已开始领导农民运动。
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干部，毛泽东同志创办的自修大学于1922年9月设了补习班；在补习班国文课中特别讲授了依据湖南情况写的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详细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土地日渐集中和农民日益破产的原因，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起来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1923年初，在水口山矿区作工会工作的刘东轩、谢怀德两位同志被党派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白果开辟农民工作。这儿的农民在水口山作工的很多；农民们听到他们所讲的水口山罢工斗争的情形和工人俱乐部的作用，都非常兴奋。不久就成立了岳北农工会。这是湖南最早成立和最早与地主进行大斗争的一个农会组织。
白果这个地方是赵恒惕的家乡，田地大都是赵家及其亲故所有，农民所受剥削和虐待很重。在刘、谢两同志的宣传鼓动和串联下，岳北的农民们就暗地进行活动。经过半年的工作，采取工会组织的办法，以十家农户为一小组组织起来，举出十代表和百代表，再产生区的总代表。衡山这时已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1923年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到会有周围几十里的一万多农民，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七人为委员，刘、谢分任正副委员长。
据1924年1月3日“中国青年”十二期邓中夏同志“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所载：“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决议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决议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并发表宣言如下：‘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谷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拖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哪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社会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
农会成立后，派代表四处宣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加入农会的很快增到十万人以上。在农会领导下，轰轰烈烈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原来谷价一元三斗，后压平为一元四斗。同时开始酝酿减租减息的斗争。以赵恒惕家为首的地主集团，急忙贿买衡山县署。县署于10月中旬派兵包围农会，上万的农民群众赶来援救，军队开枪，打死农民一人，受伤的很多，并将刘东轩、谢怀德等九个农会负责人捕去。这时正逢谭延、赵恒惕发生战争。谭军正占领衡山，刘、谢等九人得以释放。战争结束后，11月25日，赵恒惕再调军队一营，将农会的会址以及农会负责人和许多农民的房屋放火焚烧，并且打死四个农民，打伤的更多，农民被捕去七十多人。1926年北伐军刚到衡山时，曾举行过盛大的追悼岳北殉难农民的大会。
1925年春，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